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那黄金时代里，若我们肯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明清两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尽管"热中"得紧，都会慎用这一着，原因很简单，太险，太孤注一掷，不划算。

官场上枝蔓纵横，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王文韶，便很快又卷土重来，兜兜转转多少年，竟成张佩纶的顶头上司，据说王大人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羞愧难当，但这只怕是个姿态，从张佩纶很快辞职看，在王大人手下的日子并不太爽。

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凌厉，也未必就有好感。王跃文的小说《梅次故事》里，朱怀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眼瞅着就要扳倒他的上司王莽之，他非但不兴奋，反而吓出一身又一身冷汗：

朱怀镜在官场的口碑就完了。当然官场中人，看上去修养都很好的，不会随意臧否人物。他们要么避而不谈，似乎不屑提起他的名宇；要么提起他就摇摇头，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哪怕是那些自称最直率的官员，多半也只会说：这个人，多事！哪怕王莽之真的罪该万死，有的人照样会为之扼腕：王莽之是毁在朱怀镜手里。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一部分，还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同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以我对翁同有限的了解，无法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干­脆作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能否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老爸都要变成­肉­酱了他也面不改­色­，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收益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目的主义者活在未来，现时眼下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被当成了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哪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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