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干­部听说我要打鼓卖艺，挺支持的。首先全大队各生产队接待，每一个生产队说三夜，都欢迎我去说书，说一夜报酬10斤大米。当然有现钱更好。

我从杨师傳学来了不少书帽：<<梁祝杭洲读书>>、<<吕蒙正告天>>、<<八仙祝寿>>、<<三戏牡丹>>。我买了几本长篇小说，<<七剑下天山>>、<<济公传>>、<<三下南唐>>。

我白天背书，晚上说书。可谓现打现卖。至于我说书的艺术水平怎么样？有两点证明足见不错。一是在本村里说的是<<七剑下天山>>，直说到身边还有一个人。我正想说我好比于伯牙弹琴，遇上了知音钟子期。忽听耳边呼声如雷，原来没有走的一个他睡着了。

二是在驼背柳村说书。有个小伙子当面夸奖我，说我说书很像庙里的老和尚念经。

我也赶的不是时候。民间鼓书艺术正走下坡，演唱对像仅限于老年和少数中年，青少年都面向电影电视。农村电视正在普及，电视上的大杂烩犹如洪水猛兽，直冲刷着千年古老的农村文化阵地。单调、平淡的鼓书艺术自然难以势钧力敌了。

我背着鼓板行走江湖卖艺的生涯很快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山村写稿投稿更难。

回到鄂东山村，我仍然没有放弃笔耕。写了几篇小稿，大约是区广播站采用了。于是，乡里，村里对我都抱有希望。

有一天，我家门前来了一群人。我不在家，是妻子接待的。

村支书说潘婶，这位是地区报社总编老黄，听说潘叔会写文章，特从区上赶来看他的，潘叔他人呢？

我妻子对我说，陪同地报总编老黄上山来的有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区委副书记、乡党委书记、村长和支书一大群人。我妻子将我在新疆写稿子的事向大家介绍了一番。那些人听了颇为欣赏。乡党委书记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生，是个新派人物，他很希望我写一些反映乡村基层­干­部工绩的新闻报道。于是我参加了黃总编在区上举办的短期新闻讲习班。于是我的小新闻稿豋上了县广播和地区报上。于是我的大名便全乡乃至全区传扬开来。

一天早晨，我刚打开大门，门前早站着一位憨厚的年轻人，手上提了点小礼物，口称潘老师。

说是他慕名而来，要拜我为师学写文章的，我当然乐意收下他这位学生。学生说他姓姜是下姜坳人。高中毕业，为家庭生活所累，在生产队种责任田，不想虚度年华，想跟我学习写作。

我看到小姜写得一笔漂亮的硬笔字，高中生货真价实。后来，不但我没有把学生鼓动起来。连老师我自已也像个皮球泄了气儿，趴在高山头上了。

我亲身体会到，在那大山头上的乡村里，不但是写稿难，往外投稿更难，有两大障碍无法克服，一是社会环境：村里没有邮电所，乡邮员隔三差五的爬一次大山，将书信报刊放到大队办公室里就完了事儿。大队没有专人收发，来了信件报刊丢在桌子上，谁想拿谁拿。

我和乡邮员交涉过，他说不好解决。

那是一个山头上的小集市，早晨有一两家杀猪的、卖魚的。我也在小集市上转悠，忽然我看见乡村医生小占手上拎的一块­肉­上沾着一张写了密密麻麻的字纸，出于好奇，便凑上前去看过仔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我好恼！那竟然是我的信！是地报文艺编辑写给我的信！我责问乡村医生小占：我的信怎么贴在你的­肉­上？乡村医生小占见怪不怪地说”我不知道啊”。

我十分小心地将信纸从­肉­上揭下来，当时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咸酸苦辣麻，说不出是哪种滋味儿。那封信对我太重要了。编辑先生在信上告诉我：我寄去的民间故事<<胖人学艺>>写得很好。故事中的主人公憨厚可爱，毅力可佳。鼓励我继续投稿。就是这样一封难得的编辑来信，竟然被人贴在了乡村医生小占的­肉­上！公民的通信自由从何谈起！我把这件伤恼筋的事儿告诉了我的学生小姜。我的学生小姜竞不以为然。看他那样子是司空见惯了。

果然，他像拉家常一样告诉我：他写的稿子，常常放在大队里，没有寄出去，就被伙伴们撕开了信皮，掏出里边的稿子拿去揩ρi股。外面来的信件，更是难到找了。

我的肺都要气作了：这样不文明的山村。这么野蛮的人群。还怎么呆得下去！

一气之下，我便写了两首诗，以泄私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