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屋子人都认为政委的办法好。一时间嗡嗡声一片。

可我坚持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是在边界离职的，就住在边界！我知道，只要离开边界，只要离开团场机关，就永远没有复职的可能。也永远不会有写作的可能。我认准了，只要住在团场机关，我就可以多写文章，我就可以有复职的那一天。

据说各连队也帮了我的忙。

各连队领导都不要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老潘不是在他们单位离职的，他们不能接受。各连队都不接收，我就不得不留在团场机关了。

团场工会一位付主席，那几天专门负责和我联系。有一天付主席找我谈话，大体内容有二：一是每月给我30块钱，由工会负责执行，让我回老家。二是给我几亩地，自种自吃，户口落在团场机关，我和妻子按机关家属处理，两个孩子在本团上学念书，学杂费全免，长大了是本团场职工。

我理所当然地选择第二条了。

我们又求工会付主席帮我们找一间破土房子栖身。有了栖身之所，妻子又四处奔走，找朋友和同乡要来破抬把子当床。要来了锅碗瓢盆。

妻子为了给我创造一个写稿子的环境，到团场中学借来了一张三条腿的破课桌子。

来新疆前，妻子说到新疆我可以安心写作，种地收拾家务她全包了。

妻子果然用自已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她的诺言。

于是妻子每天去种地做饭和收拾家务。

于是我每天爬在猫眼洞似的小窗前写稿子。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团场机关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对改变我的命运有关联。

边界农场设立了专职团委书记。

这是这个团场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团委书记。

这位团委书记不仅能­干­，而且还是政委、团场党委书记的同乡。因而颇受器重。年纪轻轻的，身兼党委委员和党委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