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做“泰极否来”，意思是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登峰造极了之后，就该走下坡路了。

我的1996年就有点登峰造极的意思，你瞧，光多少年不遇的大事就有两件：一是买下“霍克大楼”，震惊澳洲；一是见到江泽民主席，在中国风光了一把。其它事情，在澳洲民族电台举办“中小企业成功之路”讲座，在墨尔本举办华人华侨春节茶话会被《人民日报》重点报导，在上海举办澳洲经济讲座，成为维多利亚州雇主工商联合会国际理事会理事，协助上海公安局代表团以及全国侨联郭副主席访问澳洲，《上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图片展隆重开幕以及《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在筹划中，第二次率领澳洲青年华人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哪一件都值得数落一番。

这就预示着，1997年将不会是我的好年景。

确实，我的1997年日历上，充满着误解和挫折。

事情源于我和江苏省吴江市政府1995年的那次不成功合作──澳大利亚工业园区。

这几年我在澳洲发展得很快，所以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另外，我自己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化的时间太少，我出了风头，自然压住了别人，自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不服气。我这个人个­性­太强，从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从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于是，渐渐地得罪了一些人。

在澳洲，我一直号称是中国问题专家，澳洲人也一度是这么看我。其实，说到底，我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中国市场情况的了解程度是很不够的。这是我被误解，最后导致遭受挫折的直接原因。

对我不满、不服气的人开始对我搞小动作了。可是我却浑然不觉！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另眼看待了，我才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国内访问的时候，发现一些人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而且该见的人见不了，大家都在回避我。

我有一位关系很好的中学校友，他在上海市担任某个政府部门的领导，是局级­干­部。我一直希望搞一些澳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刚好和他分管的事务有关，于是就满怀希望地和他联系，希望见面详谈。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与我见面。不见也罢，他还跟我打官腔：见面可以，但是要按照正常程序。

我愣住了，挂了电话。当时我很伤心。

我开始意识到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后来，通过别的朋友，才打听到一些信息。原来，在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停顿之后，一些对于我不利的流言蜚语就开始在中国流传了。流言蜚语说我金凯平是个受争议的人；还说我已经得罪了高层领导，所以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项目才被勒令停下来……

他们给我归纳了“三大罪状”：

第一个是，盲目创办“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自不量力，好大喜功；

第二个是，去北京接受江泽民主席接见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进行；

第三个是，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没有正式批文就开始办理海外培训和移民业务了。

这当然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

更遭的是，还有消息传来，说中国方面要封闭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电视台要公开曝光等等。

听到这些之后，我流了许多的冷汗。我与中国内地的很多城市都有合作项目，比如教育培训计划、房地产开发计划等等。上海办事处一封，我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后来，我的上海办事处倒是没有封，不过，很多合作项目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与浙江一个地区的教育合作就是那个时候告吹的。

还有些朋友告诉我说，最近关于我的匿名信满天飞。

而这些匿名信最后导致有关部门发出正式公函对我进行“封杀”。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躲着我，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不和我做生意了。

影响最大的是，平时和我打交道最多的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对我不信任了。

我当时正在上海搞《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忽然有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图片展上我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主席）的合影易经被撤下来了。而且他还说，有关部门甚至认为这个展览本身也有问题，说不定还会终止合作，不准展出呢！！而且，今后国内的其它一些部门也可能不会和我一起搞活动了。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我直到，我这是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了！

经过多方了解，总算是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了。由于我这几年事业太顺，太出风头，所以遭到一些人的妒嫉。于是可是设计陷害我。陷害我的主要方式和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是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一脉相承，就是以“群众来信”的名义，诬告我三大罪状（如上所述），有关部门未经核实在全国一些省市转发此信。

就是一封简单的匿名信，竟然使我身陷困笼。

当我易经被“封杀”了的时候，我却浑然不觉！我象往常一样，去中国，去各个城市，去各个我曾联系过甚至合作过的部门和公司，可是，所有新朋老友都象躲瘟神一样躲着我！所有这些事加在一起，使我的事业发展突然变得有些被动，仿佛有一团­阴­云，密布在我的头顶，使我面临着极大的误解与考验。

我被流言、匿名信和误解所包围，然后陷入了一种困顿。

我一度有些灰心丧气了。

但我很快便开始闭门思过，我想自己到底哪些地方做错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采取过任何非法的行为，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于是，我决定把误解化为动力，重新振作，改变现在被动的局面。

我坚持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将你打倒的，只有自己才会将自己打倒！

我想，无论如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我要扩大自己的实力，认真打好事业的基础。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还有中央统战部一些领导，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过去，他们请我去北京，是锦上添花；现在，他们安慰我，鼓励我，是雪中送炭。

我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疑问来到了北京，我直接去找国务院侨办。

一位司长代表国务院侨办告诉我：

一，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问题，我们会去调查；

二，江主席接见的问题，你没有任何责任；

三，上海办事处办理移民业务问题，因为国内没有专门的法律和条例规定，因此说你们违法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我们侨办认为，你的澳中集团公司为澳中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充分值得信赖的。

后来，国务院侨办果真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江苏，对我在吴江市搞“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活动进行调查。吴江市政府的官员对我在吴江市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调查组回到北京后，立刻以国务院侨办名义给有关部门，肯定了我在澳中关系发展上所做的贡献。

我回到了澳洲，可以说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