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何总谈妥之后,我决定到H县一趟,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我在弟弟那里拿了点儿钱,坐了近六个小时的车,到H县时已是下午三点。我找了个小旅馆,梳洗了一下,就准备去找老刘。
老刘就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是周仲的朋友。
在旅馆楼下,我买了一包玉溪,自己先抽了一根——味道真醇。
老刘不在办公室,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是周仲的朋友,想来拜访他一下。
老刘说他在政府开会,不能确定什么时候会议结束。
我约老刘晚上找个地方聚一下,老刘说:“有事在电话里说就是了,没必要破费。”
我再一次抬出周仲,说:“都是周仲的朋友,见个面,以后在街上碰面了也好打招呼嘛。”
老刘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我开始物色晚上吃饭的场所。
在H县城的中心地段,我找了一个还算豪华的餐厅,预订了一个小包房。
对于是不是定包房,我很犹豫了一阵。两个男人在包房吃饭总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尴尬,但我又不能显得太小气,所以还是订了下来。
看了一下菜谱,菜的价格比C市便宜,但酒水却很贵。我提前叮嘱服务员,如果我的客人要点超过两百元一瓶的酒,就说卖完了。为防止服务员不听招呼,我说:“我身上只有300块钱,还要留路费回家。如果超标了,我只有‘吃跑堂’。”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心里便轻松了,我开始在H县城的街道上徜徉。
看着街上或快或慢的行人,听着他们带有本地口音的土话,突然有一些愉悦。
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贫是富。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准确地判断出我是外乡人,并给予我对待外乡人的热情。
一个人处在陌生的环境中,除了新奇,便是自信。比如,一个小商贩和一个老太婆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走过去,轻轻拍一拍商贩的肩膀说:“人家是老年人,不要计较嘛。”
商贩会鸡啄米似的点头:“好嘛好嘛,就依这位大哥的吧。”
很舒服,我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而在C市,我做不出这些举动来。总是有无形的压力,制约我表达的冲动。
下午五点半,我琢磨老刘的会应该开完了,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但老刘的电话却先打过来了,他告诉我说,晚上有一处不得不去的应酬,要失约了,他应酬完再和我联系。
我说:“好的,我等你通知。”
接完电话,我心里有一些小小的紧张。不过一想老刘主动说应酬完后联系我,说明还是在意我的。
我感觉有些饿了,便在街边的一个小吃摊点坐了下来,点了一碗炸酱面。摊主不慌不忙,仔细地添加作料,时不时地询问我的口味。面做得很精细,吃起来很香。
在C市我也经常吃面条,但煮面师傅那速度,面刚丢下锅,恨不能马上就捞起来,以便再招呼下一个客人。
大城市和小城市,节奏就是不一样。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小城市的节奏,却又拼命往大城市挤。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现状就是这样。
吃完东西,我物色了一处茶楼备用。我怕老刘通知我见面时仓促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故而先做好准备。
我不得不在这些细节上做好。对于此次H县之行,我虽然并不抱太大期望,但我得为一分的希望做十分的准备。
按照老刘的说法,他会在应酬完后主动联系我,所以我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看电视。手机就搁在身边,声音调到最大。
过了晚上八点,我就开始不停地看手机。按照常规,八点应该结束饭局了。
然而过了八点半,老刘仍然没有打电话过来。因为他说过他主动联系我,我就不好打电话去催他,只得耐着性子等。
不得不说,等待是一种痛苦,除了期待的电话铃声,其他的索然无味。
电话终于响起,我迫不及待地接通,以一种特别亲和的语调对着话筒说:“你好。”
电话里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是儿子的电话。
我有些失望,也有些高兴。
我说:“儿子,爸爸一直在外面忙,好久都没有回去看你了,你乖不乖呀?”
儿子说:“我乖。”
我说:“你怎么想起要给我打电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