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多。按照老规矩，政府是要给这些士人提供工作岗位的（所以做官叫“出仕”）。而旧的政治体系又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现在你不奔着政府来要官做，相反，主动跑到荒野里隐起来，等于是为体制缓解就业压力，当权派对此欢迎得很。而且旧观念的影响仍然很大，出身卑微的士，居官任职的机会就算给你了，总体上待遇并不好。正如待价东山，沽名钓誉的行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隐士还想不到；“某某不出，如苍生何”的炒作，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也听不懂。

所以，这个年头居庙堂未必觉其高，处江湖未必觉其远。选择当隐士，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大概也不吃亏。但人生在世，总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点意义。孔子对隐士当然都很尊敬，简直有点热脸贴冷ρi股似的想凑上去和人家交谈。但孔子也曾发表过议论说，不想当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这类指责，隐士们当然会有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冲动。最初的杨朱理论，大概就是这种冲动的­精­华。

但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的体制，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确立。标志­性­事件，就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国家变革，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远非封建体制所能梦见。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

第一，当隐士的难度比原来大得多。你死了老婆，出了城，敲着瓦盆还唱着歌，结果一句“凤兮凤兮……”歌声未落，突然就被官兵给抓了，真是一点保障也没有。长沮、桀溺身强力壮，可以披坚执锐，肝脑涂地；荷蓧丈人虽然年老力衰，也可以去修长城，罢转漕，填沟壑。不当官也不用服徭役，当然是好日子；但要么当官，要么就去服徭役，你选择哪个？：？。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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