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老师骂张仪是妾­妇­，太会伺候人；他自己，则无疑更像是一位傲娇的女生：一会儿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一会儿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最终，闹得不想见面，就去找闺蜜。景丑老师劝和不劝离，是个好闺蜜啊。

（引子）

现今讲儒家的人，有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儒家关心历史，又把自己看作真正能影响历史的角­色­，所以他们留意身后名，对自身的行迹，记录也比较多。

不可靠的地方当然是有很多。不过戳穿谎言往往比填补空白要容易一些。

孔仲尼老师的生平大事，今天基本还历历可见。《孔子世家》虽然写得怪力乱神，但只要想想，释迦牟尼老师是啥年代的人，不同说法的分歧大到有几百年；耶稣老师是不是真有其人也还聚讼纷纭。由此，我们就知道，司马迁能写这样一篇传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孟子的履历，要模糊一些，但基本信息还是知道的。

他姓孟名轲，字是什么不清楚，有些书上说他字子车、子舆、子居，大概是求全附会之说。

孟老师是鲁国名族孟孙氏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他出生在邹国。邹国、鲁国靠得很近，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用“邹鲁之士”作儒生的代名词，是很常见的情况。

《韩诗外传》《列女传》这些汉朝人的书里，都提到了孟子的妈妈是模范母亲，还讲了一些民间故事风格的小段子，至今教育小朋友的时候还用得到，比如不能撒谎，学习要持之以恒，还有要无论如何找学区房等等。

这些故事传播的结果，是导致人们普遍相信孟子的爸爸应该很早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孟子三岁时）。但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孟父早死的传说，只说明了广大群众对单亲妈妈把独生子拉扯成才的故事有多么热爱。

司马迁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孙子子思的某个不知名学生。所以在儒门他这一脉，人称“思孟学派”。但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孟子是子思本人的学生了。名师高徒，说起来更给力。至于这么一改，导致年代无法衔接，那是学者才会­操­心的问题。众所周知，全世界的民间故事，都是以缺乏时间观念着称的。

但孟子确实很推崇子思，至于孔子，他更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

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

孔子综合了所有圣人的品质，是永远符合时代­精­神的圣人。或者用鲁迅的翻译，叫“摩登圣人”。

这些话，当然是捧到极点了，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孤立地夸，火力再猛也没关系，就怕人比人。这就像做广告，你说你最牛，没关系，尽管说，但你不能点名道姓地说你比同行牛。

但孟子还真就点了，把孔子和伯夷比，和柳下惠比，和伊尹比，这些都也还罢了，最关键的是，他借宰我①之口说：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孔子自己，是向来不敢自居圣人的。不是自谦，倒是自知——按传统观念，古代的圣人都具备两大要素：一是有德，二是有权。或者说，圣人和圣王基本是同义词。孔老师一辈子没捞着过一个有实权的官，和圣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孔门弟子们捧老师是圣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都是贬低了权力的重要­性­。说道德积分突破上限的孔子，比道德和权力都是满分的尧、舜还要高，实际是在明白宣告，算不算圣人，道德是唯一指标；权力，随它去吧。

君究竟有多轻

说起来，孟老师其实也是个官迷。他说，做官是我们君子的光荣传统。并向人介绍说，孔子如果在一个国家三个月得不到任命，就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会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并随身携带给别国国君的见面礼。又说，按照老礼，一个士人如果三个月没当官，别人就会来慰问他。

搞得听他讲古的人也大吃一惊：三个月而已，至于吗？咱们魏国也是热衷做官的国家，可也没听说过猴急到这个地步的。

大概，正因为同是官迷，孟老师才愈发要和苏秦老师、张仪老师他们划清界线。他对国君，可就不会那么体贴了。

孟老师的生卒年，根据现存史料，只能大致推测，无法说准是哪一年。但他游历诸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宾主双方是亲切友好地交谈还是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有不少倒是可以确定的。①

公元前333-前330年，孟老师在祖国邹国当了官。然后，和国家领导人邹穆公有了这样的对话。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邹穆公跟孟老师倾诉自己的郁闷：邹国和鲁国打了一仗，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个，邹国人民就在一边­干­看着。这种让领导先死的作风，邹穆公当然无法容忍；但要处死围观群众，这么大的群体事件，恐怕就要把邹国这点可怜的人口都杀光了。

所以他左右为难。

孟老师的答复则很­干­脆：官员们死得活该。

孟老师说，闹灾荒的年份，邹国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家粮食、资金储备很雄厚，有关部门却不汇报灾情。曾参老师说得好：“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国君您就甭抱怨了。

这算是当面让国君下不来台。顺便贡献了一个成语：“出尔反尔”。

公元前330-前324年，孟老师在齐国找机会。

当时齐国国君还是齐威王，一般认为他是齐国历史上最英明有为的领袖，特别欢迎别人给他提意见，导致来提意见的人太多，齐国王宫热闹得跟市场一样，人称“门庭若市”。

但孟老师跟他交流不多，反正《孟子》书里没提孟老师跟齐威王都说过啥。大概这种处境让孟老师很失望，所以他离开了齐国。

公元前324-前320年，孟老师在泗水流域的那串小国溜达。

这期间，孟老师收获了自己的头号大粉丝滕文公。滕文公还在当接班人的时候，就专程去拜访过孟老师，结果孟老师言必称尧舜，大谈只要发掘出人­性­之善，就可以有神奇的功效。把滕文公迷得神魂颠倒，“于心终不忘”。后来滕文公的父亲去世，滕文公顶住来自家族长辈、国家元老的压力，遵循孟老师的指示，把爸爸的丧事按传说中的西周老规矩给办了。

当了国君后，他跟孟老师说话，基本也是恭谨地执弟子礼。

公元前320-前319年，孟老师到了魏国。

魏国和之前那些小国可不一样，滕国领土不过五十里，比一个村儿大点儿。魏国却是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自诩“天下莫强焉”，虽然最近吃了不少亏，但还是第一世界的心态。到魏国遭际如何，对已经步入老年的孟老师也算是人生的一次大考。

因为魏国当时已经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国君也叫梁王。

《孟子》开篇第一章，就是孟老师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易中天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孟子，把“叟”翻译成老头。在公众­性­的讲坛上，追求表达效果，这么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严格说来，这么翻译不准确。朱熹注：“叟，长老之称。”也就是说，梁惠王虽然问得有点太猴急不含蓄，但称呼上还是挺客气的。

不客气的是孟老师。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句话引出“义利之辨”的大问题，这里暂不讨论。总之，不接对方的话茬，一句话给顶回去。啥叫“说大人，则藐之”，这就是现身说法了。

孟老师在魏国的运气不大好，游说刚有点效果，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

魏国这位新国君，在《孟子》里只算打酱油的。仅出现一次，孟子对他的那句评价倒是很有名。

“望之不似人君。”

只远远看了一眼，孟老师就否定了这位的统治资格。

照这样子，孟子在魏国是待不下去了。好在，不重视他的齐威王，不久前也很凑趣地死了。

公元前319-前312年，孟老师又到了齐国。

这个时候，孟老师在国际间的名声已经很大。实际上，孟老师要见齐王的心理固然很迫切，但刚即位的齐宣王对孟老师的好奇心更旺盛。两人见面之前，齐宣王竟然派人去偷窥了孟子一回。知道自己被偷窥了，孟老师豪爽亲切地说：“看什么看，尧舜也是人啊！”

两人见面，孟子照例是一开口就把人家的话给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