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骷髅复活，在原文里仅只是一个设想，小说里却当真实行了。
第二，这段文字里，庄子有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发出一通稷下学士式的夸夸其谈，然后才借骷髅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真意。鲁迅不容他这么扮猪吃老虎，小说里的庄子虽然滑稽，嘴里的议论，却是《齐物论》里的精义。
第三，不论怎么说，原来骷髅和庄子之间的辩难，总还是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小说里，死而复生的这位杨家庄的杨大，却并不是读书人。
把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置诸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超卓的思考水准和拙劣的处世能力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常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此种桥段，往往既为阅读者所乐见，复为写作者所擅长。平庸如《封神演义》的作者，写起姜子牙受老婆的气来，也多了些风趣，何况鲁迅这样了不起的小说家？这自然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
比照鲁迅的其他小说，且套那个被说滥了的“孤独者／庸众二元对立模式”罢，似乎也套得上。这复活的汉子，已经身在五百年后，却仍然“尸祝往时”，拒不承认早已改朝换代，可谓昧于天下大势，又“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自然也是“庸众”或“看客”中的一员。庄子对这汉子摆事实讲道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又何尝不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
于是，问题来了。
鲁迅写愚民，是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写孤独者，又历来“笔锋常带感情”。何以这一回，《起死》里的汉子似乎只见其可怜可笑而未见其可恨，鲁迅并未给他“顺手一枪”；而对庄子的狼狈处境，鲁迅不说有几分幸灾乐祸，至少也绝不同情。
《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一年，鲁迅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极论为文做人，非有“是非”不可。如：
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为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①
不用说，鲁迅的论敌们，为了说明争论之无谓，是热爱引用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或者，这便是鲁迅写《起死》的一个重要动因。一团和气则无生人气，那便从《庄子》里拿过一个死人来。看看用生死齐一的高论面对现实，是怎么一个结果。
不论是读鲁迅的作品还是传记，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他身上极少有所谓的“文人气”。重实干而恶“高论”，大概也算少文人气的表现之一。《故事新编》中关涉先秦诸子的三篇。《起死》写庄子，固然多是挖苦，《出关》中对老子的态度也是戏谑为主。唯独《非攻》里的墨子，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正面的形象。
大概，诸子中唯独老庄最多高论，而墨子却是实干家。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如夏瑜，如吕纬甫，如魏连殳，结局或以死亡，或以消沉。然而，他们都曾经是行动者。即使后来外表上不得不泯然众人，内心仍有极强烈的痛苦。这痛苦，便是鲁迅与他们的同情所在。
至于像庄子这样从根本上就拒绝行动的孤独者，鲁迅就是另一种态度了。
说鲁迅不喜庄子，当然大谬不然。《汉文学史纲要》里的评价极高：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这自然是显证。另外，鲁迅推崇魏晋，对嵇康尤其还有些偏爱。而论魏晋时代，总不可能扣除掉庄子的影响。
问题恰恰在于，庄子的影响实在太复杂。《庄子》各篇，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社会看似不认真的态度。不过是因为别有关注而不认真，还是其实很认真，因为激愤太深而显得不认真，或是觉得调戏一切正常的价值，更方便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则难说得很——后来者愿意选择怎么接受，就更难说。
前面说到，滑稽可以是真话的保护色，但不应该忽视了滑稽也可以是谎言的兴奋剂。如秦晖先生有一段着名的议论：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摩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①
当然不能说《庄子》全书都是这个调子，但《庄子》中确实有这个调子，后世热爱庄子的人，也有不少正是持这个调子。
比如东汉的马融。《庄子》秦汉时很被冷落，是马融把《庄子》从断烂的竹简堆里翻出来，重新给炒热了。但现实生活中，马融是这样运用《庄子》的：
（马）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
这里的“老庄所谓”，不过是把贪生怕死理论化而已。
再如西晋的郭象。我们今天读的《庄子》，都是由郭象的注本派生出来的（更早的《庄子》是什么样，已经无从知道）。但这个郭象注，却始终被抄袭的公案纠缠着。当然，这是个争论极多的问题。不过，对郭象最善意的评价，也不过是说他对向秀的注有所发展，不能纯以抄袭视之。大概，他也是在实践“齐物论”，抄不抄都是一回事吧。
《起死》的后半部分大有深意。旁的孤独者面对庸众，往往是彻底的无奈和绝望。这位小说中的庄子，却只是一时的狼狈。很快，他便有了对策——“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
巡士闻声而来，和庄子套起了近乎，因为他们的“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听说庄子此行是要去见楚王的，那敬意就更了不得，于是汉子被吓得退走到乱蓬里，借助官府的权力，庄子轻轻松松地脱了身。
还是鲁迅的话：“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①隐与官，原是一伙的。..＜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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