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传记电影，英若诚演忽必烈，于绍康演海都，娜仁花演阔阔真公主，马可?波罗、阿合马都是外国演员，记不得名字，后来查资料，才知道一个是美国演员，另一个也是美国演员，前者叫肯?马歇尔，后者叫雷纳德?尼莫伊，这部电影是中意合拍，朱里亚诺?蒙塔尔多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像许多电影一样，我看了很多遍，直到能够背诵它的一些台词。有些台词至今令我深为感动。
年迈的忽必烈在黄昏的皇宫里这样对行将离去的马可?波罗说：
“冬天快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北方刮来的彻骨寒风会带来蒙古草原的气息，和战马嘶鸣的声音，我会怀念起家乡，也会想起你，马可，我万里之外的，儿子。”
如今把这句话默写下来，我脑子里下意识地响起英若诚浑厚、抑扬顿挫的嗓音。
很多年中，我都在反刍他们的友谊。两个差异巨大的人之间建立的友谊最为神奇。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他们两人中，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甚至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西方／东方、青年／老年、平民／皇帝，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人碰巧都有真诚。商人的本性是牟利，而皇帝更是不择手段——忽必烈一生杀人无数，其中包括身兼他的胞弟和汗位争夺者双重身份的阿里不哥。据说，阿里不哥是被忽必烈毒死的，但是，即使老谋深算的皇帝，也会显露出孩子似的天真本性。马可?波罗给了他机会。除了马可，他无法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机会。马可?波罗，使这个终生陷入政治漩涡的生命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使他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观察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的忘年交，为这个过于坚硬的时代增添了一些温情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忽必烈和马可?波罗都是幸运的，他们都通过对方实现了自己。
这一事件的隐喻特征也显露无遗，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把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个人友谊放大成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通过对方看见了自己。鉴于眼睛寄寓于身体之中，因而，它们在履行观察功能的同时，唯独无法观察我们自身，这是眼睛在设计上的重大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借用别人的目光。同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其自身身份的认定，不是与生俱来的，更无法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而只能在异质文化的相互对照中实现。对方如镜子，描述了自身的状况。“身份认同”是理解现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词。阿尔都塞、弗洛伊德、巴赫金、索绪尔、福柯等西方思想家都对这个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巴赫金说：“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功能性。”“必须在我的内心自我感受（即我的空洞观照的功能）与我的外在形象之间，Сhā入一个仿佛透明的屏幕，通过屏幕他人对我的外形可以作出情感意志的反应，如他人对我的可能的惊喜、爱慕、诧异、怜恤；我透过他人心灵（它降低为一种工具）的屏幕来观照，就使我的外形获得了活力并融入绘声绘影的世界。” 这说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完成的。如果没有这面镜子，看清自身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朋友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祝勇：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7）
然而，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西方而言，中国形象展示出的迷人品格，在激起西方人追求自身强大的欲望的同时，其内部的制度性缺陷也不幸被掩盖，西方人，比如马可?波罗，尽管目睹了这个东方帝国的疮疤，但他们的兴奋点不在这里，而全部停留在那些恢宏华丽的事物上。这类记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随处可见。这并非有意粉饰，而是弱势心理的直观表达，就像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文化价值向西方的彻底倒戈一样。欧洲人通过中国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而中国却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对自身的忠告。正是这个原因，使整个欧洲在穿越了黑暗中世纪的围困大步前进的同时，整个中国陷入悲剧性的停滞之中。
一二八○年代末，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与汗八里的列班?扫马，分别在杭州与巴黎作客。这无疑是一次富饶与贫困之间的比较历程。当马可?波罗沉醉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列班?扫马正穿过巴黎狭窄、肮脏的街道。与中国木质建筑的轻灵舒展不同，西方人全部生活在石头的世界里，那些房子以冰冷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生存处境，而不似中国建筑，以其木质的温婉敦厚品质，成为承载和安顿家族血脉的稳固容器。在列班?扫马看来，那些石头房屋局促、简陋、逼仄，人在其中，远不如在中国庭院那样舒展、松弛、自由，厅堂的布局，刚好凸显居住者的风仪，而石头房屋却使人成为石头缝中卑琐的寄生物。当他从街道上走过，那些卑微的面孔就会从窗子后面浮现出来。所谓的街道，只不过是石头房子中间的窄缝，回环曲折，去向不明，走在其中，就像走在某个晦暗不明的诡计中。随时可以有一盆尿，从某个打开的窗口忽然汹涌而出。街市上昂贵的东方进口产品，与当地粗糙的面包、腌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里不仅卫生条件奇差，而且物资匮乏。只有教堂是高耸的，它以难以企及的高度见证着人的卑微。有意思的是，教堂以近乎狂热、病态的方式表达着对天空的崇拜，而它对高度的偏执恰恰遮蔽了天空的存在。
在中国，人们感觉不到建筑的压迫感。它更像穿在人们身上的一件宽松、庄严的大袍，朴素、得体，富于亲和力。它突出的飞檐，在我看来简直是对中国式袍袖的绝妙翻版。杭州，刚刚逝去的朝代——南宋的都城，比教会所描述的天堂更像天堂，只不过它不在天上，在海拔一万米以上的空气中，而是在尘世，马可?波罗也因此把它称作“天城”，称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这座城中，“有一万二千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外，不足为异，盖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围有水环之”，“城中并见有美丽邸舍不少，邸内有高大楼台”，“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这里的人们“面白形美，男妇皆然”，穿着丝绸的衣衫，举止安静娴雅，连*都充满丰神，她们衣饰灿丽，空气中飘散着她们的体香，“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以后，辄谓曾至天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
灭顶之灾并没有降临在西方人身上，相反，马可?波罗告诉他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原定通往地狱的旅程居然直达天堂。与基督教的天堂不同，那是一个被人证明，完全可以抵达的天堂。历史的诡计隐藏在一个过程紧张、结局完美的玩笑中。西方人从大悲转向大喜，而中国人的欧洲之旅，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祝勇：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8）
列班?扫马，到达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人，被轻而易举地忘记了。没有人步其后尘。
相反，在利益的怂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涌向东方。传教士们成群结队地启程，前往东方收获灵魂；而商人和冒险家们则希望从那里收获财富。
马可?波罗的传说感染着传教士们，尽管当时他们对于中国的知识少得可怜。弥尔顿一六五五年出版《失乐园》第十一卷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从契丹可汗的都城汗八里的坚固城垣……直到中国皇帝的北京……”他们甚至不知道汗八里、大都和北京是一座城市。他们只知道，蒙古人的故乡，在草原深处。他们在绝望中奔走了三百年，蒙古武士的甲胄照亮了他们的脚步，即使北方的冰雪也不能把他们的足迹彻底掩埋，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中国，他们沮丧地发现，大汗已不知去向，这个国度，留给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皇帝统辖，他不再像大汗那样慷慨，而是固执地封闭了通向西方的道路。一五八三年，当利玛窦终于在广东肇庆建立起第一座教堂时，等待他的，不再是大汗的盛宴，而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国家留给利玛窦的印象，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大相径庭：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有任何交往的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身着中式长袍，他试图把自己掩藏在中式服装里。但每当他照镜子，他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欧式的面孔，会使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的所有梦想，都将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击得粉碎。
与那些苦行僧相比，哥伦布的目的更加单纯：寻找黄金。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两百年后，当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得知忽必烈汗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以及日本列岛的“黄金和其他宝物的价值无法估量”时，决定寻找大汗的国土与遍地黄金的“西潘戈岛”（日本）。一四九二年八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他的远航，在整个航程中，他都幻想着汗八里的耀眼金顶会在前方的海面上骤然浮现。
大约一四八四年，热那亚人哥伦布抵达西班牙。有一天，他在特塞拉岛上的家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恍惚。其中一个名叫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驾船人对哥伦布讲，他们的小船，经常在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之间行驶，贩卖货物，这一次是他们遭遇了强大无比的风暴，被海浪冲卷着，在大西洋上，向西方漂流了二十*天，根本无法根据太阳和北极星判断方向，懵懂之中，在加纳利群岛西边、大西洋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了岸，在获取一些水和干柴之后，摸索着返航。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偶然的风暴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是被风暴吹到那里的，完全不知路线，所以他们回来的路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从西班牙出海时，船上共有十七人，到达哥伦布家时，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包括驾船人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他们听说哥伦布是杰出的水手和宇宙志学者，还会画航海图，才去他家落脚的。显然，他们的故事把哥伦布迷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忽然降临，与此同时，一个阴谋也已经在他的内心酝酿成型。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那几位幸存者无一例外地死在哥伦布家里。
祝勇：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9）
哥伦布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出一个事实：向西，的确存在着一条通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航行印证了这一点。对此，相信地圆理论的哥伦布确信不疑。在他看来，沿这条航线去中国或许更近一些。我曾经与精通西班牙语言和历史的张承志先生探讨过这一点：在哥伦布之前，向西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早已存在，大西洋中间散落的岛屿，如同跳板，把航行者一节一节摆渡到新大陆。只是知道这一秘密路线的人凤毛麟角，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便是其一，他在无意中，把秘密透露给哥伦布，也在无意中自寻死路。那个妄想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置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上掉下来的巨大机会，使他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吞没。杀人灭口，哥伦布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谋杀了所有的知情者——群刚刚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守口如瓶。
这一惊人的秘密，是由古代印加帝国公主伊莎贝尔?钦普?奥克略的儿子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中透露的。这位西语文学的大师，出生于一五三九年，距离谋杀事件的发生不到六十年，完全有可能通过他地位显赫的长辈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秘密的具体细节：“当时我年岁还小，听时不太注意。如果那时注意地听，现在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令人赞叹的，在这部文书中非常需要的事情来。”
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在他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中，披露了相同的事实：“那位航海人（他的名字我们仍不得而知，只好把如此伟大的事业归功于上帝这位造物主了），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而看到了新世界，后来为了报答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殷勤好客之情，便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消息告诉了他。”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背后，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而哥伦布，从谋杀与欺骗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利益，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成功、也最隐秘的剽窃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哥伦布为什么在他的行程开始之前，就胸有成竹地向国王和国后索取高额回报，而且，只用六十八天多一点就到了瓜纳哈尼岛，“如果不是他从阿隆索?桑切斯的叙述中知道在广阔无垠的大洋中该沿着哪些方向航行，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那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这也决定了他的旅程，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探险，战栗的木船仿佛从欧罗巴海岸的弓弦上弹射出的一支箭，它的杀伤力将在终点得到证明。
草原上弥漫的血腥味渐渐消散了，有关蒙古人的凶猛传说渐渐褪色，而前往中国的冲动，日益变得势不可挡。从蒙古人的铁蹄下劫后余生的西方人，在喘息之后杀了一个回马枪，诞生于地中海的海盗基因使他们终于露出更锋利的犬齿，西方人与东方人下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个名叫郑成功的中国军人，在那里拭目以待。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在那部电影中，忽必烈在与马可?波罗告别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
“你是真正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也是欢迎的。”
（选自2009年11期《中国作家》,本文有删节）
陈忠实评语：
以深厚的情怀和丰厚的角度演绎历史，在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流程的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语调和历史姿态。
胡平评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在祝勇笔下得到最好解释，他以密集意象之镜，折射镜子里的虚实，构筑一个纸上的真实帝国，同时也是一个纸上的虚构帝国。有虚，有实，有远，有近。意象在洋洋洒洒，才情毕露的文字里，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实言则是本身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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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清明不仅是节日
春分过后是清明。这是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的一句话。现在想来，它既是一句话，又是一个哲理。只有太阳直射到黄经，才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而只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才有“清明”。
创设了清明这个节日的，无疑是一个大智者。
“山水”同在为“清”，“日月”同在为“明”，一个“同”字，道尽 了天地秘密，也道尽了文化的秘密，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秘密。无水之山少了情韵，无山之水少了风骨；无日之月少了热烈，无月之日少了温柔；水因山不浊，山因水不枯；日因月不烈，月因日不晦。这一切，都在一种“大同”之中实现了。
这便是“清明”。
清明看上去是季节，其实是人格。没有山水精神的人格是残缺的人格，没有日月精神的人格同样是残缺的人格。
而山水日月精神，说到底则是天地精神。
天同覆，地同载。齐生死便是由此而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就没有生，也从来没有死，因为中国人有怀念，真诚又深沉的怀念。
而怀念来自人格，人格来自奉献，奉献来自觉悟，觉悟来自天地精神，来自“清明”。
而要参透这个“清明”，则需要昼夜等长、万物复苏相佐。唯有此时，人们才能生死并参。
而只有生死并参，人们才能留意生死之间的“我”，才能把握生的“清”，死的“明”，才能让灵魂春色永驻。
清明处心积虑，她让我们看破：死是一个假象。就像春分过后，杨柳依然，所谓春来草自青。或者说，只要我们在“清明”之中，“死”就成为杨柳，就会成为春色，就会成为秋千，就会成为风筝，就会成为踏青途中的欢声笑语。
为此，清明前后，栽瓜点豆。这时候的瓜和豆睡醒了，开始了它们新一轮的生命旅程，带着山水之清气和潮湿，带着日月之光辉和温暖，带着主人之期待和叮嘱，开始它们的旅行，走进农历，走进它们的缘分，走进它们的因果。
而充盈在天地间的灵魂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家把郊游认为是在扫墓之后乘机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显然表面化了。真正郊游的意义在《庄子》中。庄子认为，人不必执著于生，因为生若是一次远游，那么死就等同于归。
出游是惬意的，惬意可能让人流连忘返，但天黑下来了，所有的惬意都成了归意。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出游的目的是让你体会那个“归”。
庄子说得好啊：天地赋予形体让我承受，赋予生命让我劳累，赋予衰老让我安逸，赋予死亡让我安息。所以把活着看作是乐事，也就是把死去看作是乐事了。这是一种“归”。
面对人们对“死”的看不开，庄子又说：丽姬是艾的女儿，许配给晋王时，哭得死去活来，对未来的陌生环境充满着不确定感。嫁过去住进王宫，每晚与晋王缠绵床笫，享受美食，就对自己在家中哭泣感到好笑，早知道宫中如此舒服，还哭个什么劲呢？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对死亡恐惧不安，是否到头来也会笑自己对世界的依恋不舍很幼稚呢？ 视生若死，视死如生。这是庄子的安详和智慧。
孔子说得更彻底：朝闻道，夕死可矣。清明讲的就是这个“道”。在杨柳依依中，在草色青青中，在旧墓，在新坟，在山麓，在河滨，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道”，我们已和“清明”擦肩而过。
中国的节日，大凡都是诱发你对道的感悟，诱发你对山水精神的感悟，对天地精神的感悟。依山悟崇高，傍水悟清廉；以日月悟光明，由天地悟正大；假生之乐悟慈，借死之苦悟悲；从而珍惜青春，珍惜年华，珍惜生命，珍惜因缘，感念造化宏德，善待自然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的节日，大凡和祭有关。以祭悟道，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在我理解，清明是春祭，中元是夏祭，寒衣是秋祭，大年是冬祭。而一切祭的背面却是暗藏的狂欢。哀以乐感，乐以哀感，一体两面，这便是中国人的大幽默、大安详。
如此，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在阴阳两界展开。把追思和狂欢均匀地撒在四季，让岁月芬芳，让大地馥郁，让灵魂清明，中国文化的大戏就这样一代代演了下来，一如长河。
这时的“上河”已不单单是清明的“上河”了。
如果说上巳节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么清明节无疑是中国的感恩节。有意思的是，她俩居然比肩接踵，让人不由赞叹中国人的智慧：昨天上巳，今天清明，如同一家人的前院和后院。
前院求生，后院念死；环绕着前院后院的，是青青杨柳和无尽春色。上巳的主旨是幽会求子，清明的主旨是鉴死知生。这两个节日的奇妙联袂，真是让人叫绝。幽会之后是求子，求子之后是祭祖，生死相续，以生观死，以死鉴生，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它同时叮嘱我们，子不必求，因为子在祖德；祖不必祭，因为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就是最好的祭。
清明不仅是节日，清明也是人格，炎黄子孙的人格。
（2009年4月3日《光明日报》）
陈忠实评语：
由最平常又最不平常的清明节起笔，探究我们源远流长的人文脉络和民族性格，安详悠远，深情动人。
胡平评语：
对历史一个符号的重新定位和认识，梳理解释，从而赋予了新的注释含意。清明以博大内容，印证了它不仅是节日，还是另一种遗产。清明不止是一个中国元素，也是人格，它是一个国度的人格，是炎黄子孙的人格，只是在平常里更多让我们遗忘忽略掉了。
马小淘：成长的烦恼（1）
快要步入牛年的时候我想在鼠年最后奢侈一把，在哪和哪都离着十万八千里又每天堵车二十四小时左右的北京打了一回车。轱辘不怎么动，计价器噼里啪啦跳，拥堵的时间，广播里传来一位师哥的声音，该师哥是我们播音系的著名人士，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师哥以轻快的语气主持着一档似乎是专门给开车人听的节目，前言不必搭后语，别让人更烦就行。说着说着，师哥说到《成长的烦恼》主人公如今的近况，我一听，想起那齐头并进不着调的一家子，为计价器皱上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遭遇《成长的烦恼》时，我也正成长着。当时觉得这显然是比《八仙过海》还胡扯的片子，这地球上怎么可能存在着那样一家子，天天不琢磨为社会添砖加瓦，总是吃喝玩乐没事找事。看着看着就逐渐嫉妒起来，同样是早晨*点钟的太阳，人家那三个孩子怎么过得那么乐呵呢！他们的烦恼太可爱太着三不着两了，比起我们的烦恼，那哪里算得上是烦恼啊，简直是甜蜜！真是文不对题。
一
“融四岁，能让梨。”是说古代著名人士孔融，在获得挑梨优先权的情势下，选了一个最小的，声言把大梨留给哥哥和弟弟。四岁的孩子面对鲜美的水果，却轻松咽下口水，轻描淡写地发扬了风格。
十岁之前，我对这个先人后己的著名故事倒背如流，甚至可以生动地臆造孔融高风亮节的谦让语气，因为无论是听还是讲，次数都太多了，所谓熟能生巧就这么来了。我想，这也几乎是每个同龄人成长中耳熟能详的片段吧。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那些早已陨落的生命在家长嘴里还原成涉世未深的孩童。穿过悠悠历史，他们以年龄相仿的身份活灵活现智勇双全，小小年纪不同凡响，让年少的我在对比中无地自容。
小学时酷爱积攒文具，无论铅笔、格尺、橡皮个个华而不实，都要形式大于内容，先中看才考虑是否中用。铅笔盒成了我的私人微型博物馆，陈列着各式花架子文具，每晚做好作业我都如葛朗台抚摸金币一般将宝贝们把玩一番方可安心入睡。爸爸出差都会带回各地的文具，以丰富我的馆藏。一次，爸爸从北京归来，进门便慷慨地掏出五六支自动铅笔。我饿虎扑食般攥住笔，激动得几乎无语，好像连“爸爸”也没有叫。
可是，笔还没有握热，就又出了差池。彼时，表弟也在我家。如果把当时的情景拍成短剧，那么分镜头剧本上可能会出现表弟可怜巴巴的眼神，也就是说，他出神地盯着我手里的笔，露出艳羡的痴相。作为短剧的女一号，我当然可以忽略他的感受，事实上我也沉浸在“发财了”的喜悦里，根本已经忘了他。可是，女一号的母亲也就是我妈妈上场了。她只说了一句话，就凝固了我的心情：淘淘，现在你该怎么做？她说。
乍听是问句，其实是命令，表面是循循善诱，内里是掷地有声。我太熟悉这个声音这个语调了，每到此时必须启动温良恭俭让的程序，给出合理反应。这声音已经成了一道咒语，在每一个得意忘形的瞬间，将我打回原形，拉回规章制度早已制定完毕的现实。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表弟，从牙根里艰难磨出一句：“你挑一支吧。”
说时迟那时快，表弟短胖的手指捏起了我最中意的那一个。那是我一生最恶从胆边生的时刻，可我只敢悄悄撇了撇嘴。我至今记得那只笔华丽的模样：淡黄的笔头和笔帽，中间部分是透明的，五颗颜色各异的塑料珠穿在笔杆中，起着并无实际意义的装饰作用。真是奢侈品派头啊，工夫在诗外，一个写字的工具，没必要做得那么花里胡哨。书包 网 想看书来
马小淘：成长的烦恼（2）
我僵笑地收好其他笔，生怕妈妈再丢出一句什么饱含威胁教育意义的话，心情从发了不义财的喜悦变成吃了哑巴亏的委屈。那一刻，我是真对四岁的孔融肃然起敬了，我都十岁了，还是达不到他老人家当年的境界。并且，人家是在并无怂恿暗示的情况下自发让的梨，我是迫不得已在讲政治讲纪律的家庭氛围中割的爱。崇拜过后，转而难免小人地想，孔融大抵不喜欢吃梨吧？如果是我，我也可以让梨，可以将风格发扬得更没余地，我干脆不吃，梨子你全拿去，我连小的也不吃，特别的梨给特别的你。不过，梨可忍，笔不可忍。大人们不懂不是什么事都能举一反三的。
大概一两个月后，在表弟的铅笔盒里看到那支曾经灿烂妖娆的笔洗净铅华的样子：淡黄被侵蚀成深浅不一脏脏的颜色，不知以什么颜色定义更合适。塑料珠子不知去向，空荡荡的笔杆再无光彩……仿佛把亲生孩子过继给别人，又亲眼目睹孩子过得不好，我的心一阵悔不当初的疼。
现在想来，当然知道妈妈也是一片苦心希望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以大方地待人接物，自幼懂得分享。可还是觉得教育没必要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节，非润物细无声啊。以任何名义，也不该迫使别人出让最喜欢的东西。我不是愤愤不平，顶多就是有点不平，没愤愤那么严重。而且，我也不敢保证，如果当初我父母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哪怕仅仅少让我给表弟那根笔，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比现在更贪婪自私的人。生活不可假设，这很难说。
二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主席送给刘胡兰的话。刘胡兰没有听到，五十年后，幼儿园阿姨和小学老师貌似没沟通就一人讲了一遍，所以我听到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时候未满十五岁，跟朱丽叶哀婉殉情时几乎一样大。我不到七岁就知道刘胡兰，并且把画册上一切梳童花头的女子都认做她，但大概十二岁之后才得知朱丽叶，我想除了由于朱丽叶是外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死得不光荣，事迹的宣传价值太小。因为同是外国人，白求恩我接触得就早得多，按年代他比朱丽叶年轻，却先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为了显示我受党教育多年，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很多和刘胡兰不相上下的名字：王二小、欧阳海、罗盛教、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草原英雄小姐妹组合——龙梅和玉容、还有人数更多的团队——狼牙山五壮士和冷云等投江的八女（排名不分先后）。我真诚地说，我几乎为他们中的每一位掉过眼泪，并且确实立过志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新中国，为了新中国的羊，为了新中国的乡亲们，甚至为了朝鲜*主义共和国的乡亲们，那么多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地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他们来了，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死了，有的很惨，有的更惨。如果我们不崇高，不忘我，也太对不起他们，太不是东西了。
不仅仅是这些逝去的英雄，新时期的英模我也了解很多，比如小学时有一阵子写作文很爱举的例子是赖宁和苏宁，一个是为保护国家森林而在救火中献身的优秀少先队员，另一个是为挽救战友生命而在演习中牺牲的杰出炮兵少校。由于苏宁所在部队在哈尔滨，那年暑假我们小学还组织了为数不多的优秀班干部前去参观，我有幸位列其中，感到无上的光荣。苏宁拒绝小车接送而积攒的公共汽车票，军队领导向苏宁家属赠送的“炮兵英才”金字大匾，洒满鲜血的军衣至今仍历历在目，以至于当初苏宁电器火起来，我还以为那是烈士家属自强不息的又一典型。
马小淘：成长的烦恼（3）
整个九年义务教育期间，我在各种换汤不换药的思想品德课、德育教育课、思想政治课上听到的都是这些楷模的故事。以至于我读大学时在大思修（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上又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心头还涌上些他乡遇故知的温暖。课程以外，我也经常处在随时准备肃然起敬的高度集中状态里。三年级时，我们班有个女生被半壶开水烫伤了脚。据说，×××干活时神情恍惚碰翻了水壶，说时迟那时快，半壶水一点没浪费都洒在闺女小腿上了。请了两天病假后，那女孩被爸爸背着来到了学校。家长出示了医院的假条，解释了旷课的缘由，又将伤了腿的女儿背到了座位上。老师了解了情况，语重心长地劝慰了受伤的女孩，并利用半堂数学课对我们进行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老师说，该同学在烫伤到医治的过程中没有掉一滴眼泪，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为我们树立了坚强的榜样。老师建议我们将掌声送给她，号召我们向她学习，在她康复期间，多帮助她照顾她，让她在集体的温暖中尽快战胜烫伤。女孩学习成绩一般，笑容和言语都少，默默无闻，之前没显露出一点可能成为英模的潜质。没想到这回一鸣惊人携伤腿骤然站上了坚强不屈的领奖台。老师的话顿时触动了全班同学的心，没等下课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投去一眼又一眼崇敬的目光。下课后，大家蜂拥挤在她的座位前，有的默默无语两眼泪，有的慷慨激昂表决心，有的少说多做直接献上了珍贵的零食。一时间那女孩成为了我们班风头无两的超级明星，粉丝无数，想起身上个厕所都有数位同学竞相搀扶。英雄的感召力，就是这么不一般！我甚至偷偷地想，我妈做事也太有谱了，怎么没不小心把我烫了呢？要是烫了，我也不哭，还要大无畏地宽慰大夫，您放心治，我不疼！
小学时，学校每个星期一都有升旗仪式。升完国旗，值周老师会宣布上礼拜评比出的流动红旗和标杆中队。得奖的班级定会欢呼雀跃继续努力，将荣誉挂在门窗显耀的位置上。流动红旗是全面奖，各项都得好，标杆中队是单项奖，特长要很突出。说得再直白一些，如果以娱乐界盛行的年度颁奖礼相比，流动红旗就是年度最佳歌手，而标杆中队便是最佳单曲最佳MV最佳唱功等等。流动红旗是全学校就一面还是一个年级一面，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标杆中队我还依然记忆犹新。比如“邱少云中队”是列队整齐课间操纪律整肃的班级，“张海迪中队”是学习气氛浓厚刻苦钻研的班级……那时候各班为了争荣誉经常互相拆台，想尽办法让值周老师看到自己班级好，发现别的班坏。现在想来，觉得年纪小真是头脑简单又荣誉感爆棚，这么意义崇高的评比都能演化成恶性竞争。好久没这么煞有介事，回想标杆中队的名称，觉得还有几分后现代。邱少云和张海迪混在一块其实挺无厘头的，一个是故去的烈士，一个是依然活跃的模范，全汇编成一个系统，有点不分青红皂白。更有趣的是，不久前偶遇亲戚家一个尚在读小学的孩子，竟得知他们学校依然有类似的中队，邱少云、张海迪的冠名权没有撤换，并且还与时俱进地丰富了很多诸如“刘翔中队”、“洪战辉中队”等等。我以为当年教育我们时的那批校长、教导主任都退休了，小学教育也该花样翻新了，却没想到呈现出“子又有子孙又有孙”的趋势，一代更比一代强也不过是不换汤不也换药，闲得没事加点料。
马小淘：成长的烦恼（4）
学校组织的所谓课余文化生活也是万变不离其宗，跟课堂教育密切相连。如果组织看电影，那也必然是《烈火中永生》、《董存瑞》、《党的女儿》等等优秀的爱国主义影片。“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事业拥抱在一起，我感到无上的光荣。”“.这是我的党费……为了新中国，前进！”“小妞，要听妈妈的话！”许云峰、董存瑞、李玉梅，他们说过的话我从没誊在本子上，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依然信手拈来。
双百方针没用，就烈士题材这边风景独好。但凡学校组织无非就是斗智斗勇浴血奋战，电影里的人，永远笼罩在往死里好的气息里。看电影《焦裕禄》时我们还小，焦裕禄一登场观众席传来此起彼伏的小声嘀咕：这不是宋大成吗？（《渴望》刚播完没多久。）待到后段，因老师不许将食品饮品带入影院，大家已经被口渴折磨得几近崩溃，焦裕禄同志却还是放不下兰考的乡亲迟迟没有告别。看《南京大屠杀》时我已上初中，浑浑噩噩看完回到家，妈妈问我看的什么。我说男主角好像是郭达，电影叫《南京大屠杀》。妈妈愣了愣说，怎么记得报纸上介绍《南京大屠杀》是秦汉演的呀？那时候还没怎么娱乐化，除了特红的四大天王，秦汉我还真不了解，传说中那么*倜傥的小生，乍看还真有点像郭达。后来大片进了中国，我们从《亡命天涯》开始知道了好莱坞的厉害。有次学校又组织看电影，地点是工人文化宫。同桌兴奋地说工人文化宫正在放《霹雳蓝天使》，估计不会特意为我们学校换片子吧。我将信将疑，以为解放这么多年了学生电影可能也跟着解放了吧，结果坐到放映厅十分钟之后血红的“粮食”两个大字震撼上映了。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那部1959年拍摄，著名演员葛存壮领衔的大片。每次都是如此，不管电影院里谁在大行其道，学校一来，革命题材唯我独尊。相比之下，当年我最喜欢的，觉得很活泼有趣的电影是——《小兵张嘎》。后来我上高中，对开学典礼后的惯例电影也没抱什么希望，当《甲方乙方》的字幕出现，我简直惊了，琢磨着交钱上学就是好啊，不是义务教育了，好歹还手下留情放了新电影。
彼时我对生活的认识简直比今天严酷。我以为，生命便是那种再热爱也要放弃的东西，因为它不属于你自己，它属于祖国，属于人民。而敌人或者危险永远存在，亡我之心不死者大有人在，与之斗争的最高境界就是玉石俱焚，就算没有拼命的机会，身体也会被革命工作累垮，鞠躬尽瘁死在岗位上。为了高远的理想，我们必须活得悲壮而惨烈，至少不能寿终正寝死在暖和的被子里。即使得知自己生病，也一定要讳疾忌医争分夺秒站好最后一班岗，必要时还要跟大夫急赤白脸，甚至逃出医院。虽然懵懂时也怀疑过自己有没有那份“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气势，也知道无论董存瑞、邱少云、还是赖宁，经历的都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五内俱焚，但看着课本上英雄们相似的心路历程，我暗暗发誓：你是这样的人，我也会是这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像他们一样，成为赖宁式的好少年，雷锋般的好青年，依此类推，勇者无惧，一往无前。我不能忍受自己因为胆怯、萎缩而终究变成与英雄模范相去甚远的样子。并且我也并不知道还有别样的人生，在我的意识里除了这条被歌颂的凶险道路，其他的都是弯路，不该走。为国捐躯，谁都有这个义务。我甚至没有多想一步，那些讲授这些死士启蒙课程的老师，其实也并没有以死捍卫什么……有一次老师让我们谈对未来的畅想，有个男生稚气却笃定地说：我的理想是当烈士！老师闻之表情惊诧，不知是不是因为她的教育在短时间内出人意料的成功。而我说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像中国的小朋友一样吃上月饼。瞧，我认定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己，已然惦记解放全人类了。哦，想起来了，那天是中秋节，老师让我们在那个即将月圆的白天说说理想。当年的我们都太崇高了，崇高得叫人想哭。如同零八年总想说“北京欢迎你”一样，那阵子的关键词是：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单枪匹马、见义勇为、慷慨赴死……再长一点的有：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
马小淘：成长的烦恼（5）
我第一次动摇还是一次眼见为实的参观。忘记了是哪年清明节，小学组织去烈士陵园缅怀先烈。初春时节，我们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带着提前准备好的小白花，神情肃穆置身于墓碑、灵堂之中。从走进陵园，我就浑身不自在。苍松翠柏绿得生机勃勃，却传达出严酷的气息，比电影里英雄就义时乡亲们和大狼狗围观的场景森然得多。青草更青处，是烈士的坟冢，墓碑和树的组合散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的骇人气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我仿佛心里有鬼的疑犯，生出莫名的鬼祟。老师叮咛我们千万不许交头接耳，要团结紧张，让烈士们看到时代先锋未来主人的训练有素。我规矩地盯着前边同学的后脑勺，没胆子左顾右盼。陵园的讲解员拿着个外形和发声能力均高调的喇叭，带领我们逐个向烈士献上哀思。如今我已记不得大部分烈士的名字，甚至他们墓碑的样子也毫无印象，我只记得两位烈士的名字，并且在那次参观后很长一段时间挥之不去。汪雅臣、陈翰章，我是在毫无准备地情况下瞻仰他们的。讲解员忽然得意地介绍他们的英雄事迹时，我并不懂得“遗首”这个词语包含的意义。在我那时候的词汇储备里，只有“头”或者“脑袋”，指的是肩膀上与脖子相连的东西。“全国仅存的两颗烈士遗首”，我不知道这句听起来像豪言壮语的话意味着将看到什么。
烈士的头被浸泡在狭小的透明容器里，赫然在距离超近的前方。我迅速瞻仰而后踉跄转身，忘记了按要求敬队礼，还几乎顺拐了。前后有的女生忍不住发出了没压抑住的惊吓声。我知道那两个瞬间面对的是两个最英勇刚毅的人，可是那时的我头脑一片空白，被搁置在想哭不敢哭的情绪里。逃离了烈士的脑袋，听到自己被惊吓而蓬勃的心跳，我无地自容又有些尴尬，不知道烈士死了那么些年还没入土为安，我的心该不该这么强有力地跳。
烈士太吓人了，长期的浸泡让他们面容扭曲，一个惨白，一个黑紫，让我至今不敢继续形容。敌人太残忍了，他们打不过活人，不放过死人，在僵硬衰朽的躯体上实施身首异处的酷刑。我们为了昭示敌人的凶恶，什么也没有说，原封不动地保护了敌人*英雄的现场。事实胜于雄辩，两颗历久弥新的头颅陈列在那里，进行着最严肃的教育。敌人有多坏，抗联有多不容易，两个烈士的首级在此，一切尽在不言中，请少先队员自己思量。然而拜谒陵园那一天，我没想起恨敌人，倒是怕烈士怕得紧。接下去的几天，又后怕地觉得，敌人太凶暴了，凶暴得我都不太敢跟他们作对了。
后来我在名为“祖国在我心中”还是“唱支歌儿给党听”的主题班会上提到过那个清明节，我说我在那神圣的墓园感受到了烈士永生浩气长存，我们会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我已经开始言不由衷了，原以为烈士的足迹坚实方正，可是真正见到，才被那份血淋淋给吓破了胆。粗线条的认识被扑面而来的真实纠正，英勇就义除了光荣还有劫难。“英雄猛跳出战壕，四面青山侧耳听”是有豪迈的情境，可是一想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染红它，我还真有些哆哆嗦嗦没胆子前进了。于是我夹起尾巴，不敢再装栋梁说大话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