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何去何从

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北平落入日伪之手，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大多数机关、团体、学校，黯然撤出，迁往西南地区。淞沪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一退再退，地质调查所又相继迁往长沙、昆明，直至退到重庆北碚才算立稳了脚跟。

设立在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及其人员，没有随地质调查所搬迁，因为“协和”暂时还属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人、财、物是不受日本人­干­涉的。

但此时，已很少有人能够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氛围中安心搞研究了。尽管大多数科学界人士还在上班，但研究的课题却从科学中偏离开来，开始关注战争动态和发展趋势。几乎每一间办公室所谈论的话题，都是战争、战争、战争。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化石的安全。如果一旦日美战争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将难以预料。

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北京人”头盖骨这一人类至宝。时已离开中国地质调查所，晋升为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对“北京人”的命运给予了热切关注。1941年1月10日，翁氏与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共同致信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新生代研究室新接班的主任、美国人魏敦瑞，明确指出：“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 按翁文灏的设想，“北京人”的安全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有如下三条：

在北京找个秘密场所把北京人藏起来，从而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把北京人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把化石全部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

但是，“北京人”化石却迟迟未能转移。因为这三条看似可行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如按第一条实施，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终归在沦陷区内。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美国在华的一切人与物，将会任由日本人宰割，而狡诈的日本人会不惜一切探寻“北京人”的下落，并直至从某个秘密场所将其搜出。

第二种方案的可行之处就在于，若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安全暂时有了保证。但是，在中国东部国土尽丧，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要辗转千里甚至万里予以转移，沿途的安全无法保证，很可能凶多吉少，最后落个­鸡­飞蛋打，使“北京人”落入日伪或土匪兵痞手中遭到毁坏。

相比之下，第三条方案更具可行­性­。只要将化石运往秦皇岛码头，在那里装上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就能平安抵达美国。但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1927年2月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因为在此协议收中明确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一切化石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面对三条各有利弊又有缺陷的方案，与其相关的翁文灏、胡顿、魏敦瑞等中美双方人士一直举旗不定。时间一天天过去，“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越发显得突出和刻不容缓。

1941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要离开北平撤往美国，翁文灏得此消息，致电胡顿与魏敦瑞本人，请对方按他此前提出的第三条方案转移“北京人”，并由魏敦瑞携带出境。尽管这个决策违背了协议规定，但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翁文灏的设想遭到了胡顿的反对，他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

极度­精­明的魏敦瑞对这一决定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以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所以，我认为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还是把化石放在原处，也就是说要牢牢地把它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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