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此信并非写于1929年，而是写于1944年。1929年，傅斯年没有西北之行的任何计划，从他一生的行踪看，也找不到任何文字与事实上的印痕。而只有放在1944年这个时间段，方可解释全文旨意。信中说到"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这个"彼处"就是延安。"竟向林、范诸人索取"一句的林，指的是林伯渠，其人是陈寅恪1904年考取官费生第二次留日时的同学，又是1916、1917年间在湖南省长公署任职时的同事。1934年，林氏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历任中共要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林伯渠是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范，当指范文澜，其时属延安知识分子首领之一，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已经行世，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注意。范氏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曾回忆此书初版的写作经过："1940年我去延安，组织上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下册原拟写近代史部分）。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既然范文澜1940年才到延安，1941年底才完成古代史部分书稿，则陈寅恪的信不可能写于1942年之前。另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云，1942年6月，陈寅恪抵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8月启程北行，12月底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学。这段时间，傅斯年主要在李庄与重庆之间穿梭，同样没有要赴西北的计划，因而此信只有写于1944年延安视察团即将起行前。

第二，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是西汉的郦食其。据《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韩信便听从谋僚之计，举大兵攻打齐国，令齐王大为恼火，认为是郦食其欺骗了自己，遂将其捕来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乃把陆郦并举，记于史册。《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云："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

又，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的"西北之行"是负有类似使命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氏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他没有用"未必"之类的含糊措辞，而是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斯年的"西北之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下不可能达到目的，只能是"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多九公、林之洋的海外之游罢了。这种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洞见，在他的诗文以及与友人、学生的谈话中多有反映。所以说，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实指郦食其也。

至于"纵有误读"之句的含义，则是陈氏虽不喜欢"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但这并不妨碍像他当年在瑞士读《资本论》原文一样，了解一下号称延安头号马列主义学者的范文澜的史著。读不读是一回事，信与不信又是一回事，两者之区别就看每个人的识见与思想信仰了。

【5】《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出版。

【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7、8】《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7日。转载《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9】《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欢◇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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