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暮苍山远

傅斯年作别陈寅恪，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稍事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后，便登船向李庄进发。抵达李庄时，正巧遇到同济大学师生于码头装载货物行李，即将离川乘船东下，重返离别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营。傅氏见状，心绪更加纷乱，待上得岸来，穿越镇内纷乱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葱绿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时分。

一直翘首期盼的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见傅氏终于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告诉说，史语所快到了散板儿的程度，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年轻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想到自己自抗战胜利后，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苦笑着道："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遂心生一计，当场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具体的复员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傅氏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跃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郁寡欢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瞻前顾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没料想，此次登上轮船，则是他与生活了六年的李庄的最后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有在傅斯年的梦境里出现了。

傅斯年虽已离去，整个史语所却明显地稳住了阵脚，空气为之一新。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作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1】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只要具备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董作宾所言内含的事理奥妙。

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无中生有"的这个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2】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3】，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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