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归一梦原知短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北上抵达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此时的水木清华因在抗战中被日军征用为营房和马厩，房屋破损，残垣断壁，望之令人怆然。好在梅贻琦已提前派人对整个园区房舍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师生勉强能够住居和开课。

陈寅恪一家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因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南按：据陈氏对他的弟子王永兴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和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通过清华校方与北大校长胡适相商，特别将弟子王永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调到身边充任助手。陈寅恪心境渐渐由焦躁凄凉变得平和温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面对陈氏的雄心壮志与传道授业的急切心情，家人、助手与友人皆为其捏着一把汗，担心其身体不能支撑。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前来探望，见陈氏身体仍处于病弱状态，便转达校长梅贻琦的建议，劝其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开课。陈寅恪听罢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44】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一看这阵势，自知不能再劝，但仍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氏允之。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45】

有证可查的是，陈寅恪重返清华，为历史系开的课程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这个课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与燕京大学都开过，对陈氏来说应是轻车熟路，照着原来的提纲重复一遍即可应付交差。但陈寅恪的不同之处在于，凡是此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若有著作出版问世，涉此专题的课程便永不再讲。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除非在讲述中非涉及原来讲过的课题而不能明了事物本身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陈氏本人素来鄙视靠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认为这样做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当他自己开课时，对此点特别注意并作出率范。虽是同样的中古史甚至具体的隋唐史，陈寅恪每讲必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精­神。每在备课前数日，便与王永兴及后来投奔到清华园陈氏门下的另一位助手汪篯，详细说明所讲授之内容，指定二人把所需书籍找出来一一诵读。

在王永兴的记忆里，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备课要读的第一部典籍总是《资治通鉴》，其次为《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两《唐书》等。陈氏对宋代先贤的史学评价甚高，亦最为推崇，曾有过"宋贤史学，今古罕匹"【46】、"中国史学莫盛于宋"【47】等话传于弟子。在宋贤中，陈氏犹服膺司马光与欧阳修两位大家，他在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曾云：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司马温公《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陈氏所论，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不谋而合。毛对《通鉴》极为重视，1953年曾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点校过该书。次年，毛曾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校点本出版后，毛泽东放在床头爱不释手，据说一生共通读了17遍并作了阅点。毛对他的护士孟锦云说过这样一番评语："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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