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下的书生们402
◎鸡犬飞升送逝波407
◎残剩河山行旅倦417
序章：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7月，酷暑已经来临。
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时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提了鸟笼，或托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京腔，议论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处，肩膀上那个呈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的紫红色肉球，越发晃动摇摆得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来路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势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里，都透着“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神气。受这股邪乎得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Ъo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
1937年的7月，与往昔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动游荡。往日提着茶壶在大树下谈天说地的土著们，不再谈论狸猫换太子与慈禧老佛爷出殡时棺椁里填置了三斗四升乌龙珍珠的豪华气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嘘炫耀着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儿，已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毛驴太君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儿。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询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
是时，驻扎在北平郊外西南部丰台、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顶着火辣辣的烈日，于尘土飞扬中操枪弄炮频繁调动演习，不时对天空或宛平城厚实的城墙胡乱放几声冷枪，借以向中国守军和民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强大无敌。永定河畔，马队奔腾，刀枪显耀，日军官兵满布血丝的眼睛透着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职业军人，也感觉到这股从大海那边侵袭而来的武装力量暗藏的锐锋邪气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风，大树梢头响起了民族危难的呼哨。北平城内，极度紧张敏感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已嗅出对方阵营内暗含杀气与飞扬飘荡着的血腥气味，同时清晰地意识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1]，必须予以防范。于是，这位驻守北平的最高长官，在紧急下令卢沟桥守军加强警惕和坚守阵地的同时，在一个溽热的下午，邀请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张怀九等20余人至市政府大厅出席会议，报告平津局势，共商御侮图存大计。
按秦德纯在报告中所言，当今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局势，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筒点燃了引线，烟雾升腾，火星四溅，天崩地裂的时刻就要到来。
胡适等尚以忧国忧民自命的群儒大贤闻此凶讯，无不惊骇。于是，会议在忧愤、激昂、悲壮、失望与希望，甚至激烈的争吵中，一直持续到夜间十点多钟方才散去。
秦德纯不幸言中，此次会议散罢不到两个钟点，巨大的火药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轰然爆响了。
这是一个注定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忌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日夜，早已占领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军队，以走失一名士兵为由，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继之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序幕随之拉开。
驻守在华北地区的二十九军，其老班底是一代军阀大佬冯玉祥旗下的西北军旧部。这支军队的兴起与演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其兴亡存续与翻云覆雨的经过，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战乱时期军阀们相互倾扎、暗算、合纵连横的烙印。
1928年夏，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相继占领平津，定鼎中原。6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在沈阳老巢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军事巨头，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统一全国。自此，中国军阀折腾了几十年的相互攻战防守、腰斩开膛、砍头剁脚、水煮油烹的大混战暂告一段落。
1930年，刚刚在名义上取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爆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地方割据军阀联军对决的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战之一，共有130万人参战。交战之初，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就在彼此打得难分难解，成一团麻花时，蹲在白山黑水间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在蒋介石夫人、绝色美人宋美龄亲往其密所摇动三寸香舌和施展周身招数连番规劝、蛊惑、利诱下，张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儿巴唧的身子骨儿，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药力发作，突然“稀里咔嚓”响了起来，ρi股开始由发热到发烫，随着脉管血液奔流窜腾，密布的毛孔迅速扩张炸裂，细黄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阳中根根直竖。阵阵香风吹拂中，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涛的激|情，在蒋介石与阎、冯联军双方死伤达到30余万众仍难决胜负的关键时刻，突然“嗷”叫一声蹦跳而起，于宋美龄放情的大笑与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剑，亲率20万东北军携枪架炮以虎狼之势入关助蒋。
“东北虎”突然窜入关内，大战正酣的冯、阎等群狼组成的地方联军土崩瓦解，纷纷作鸟兽散。阎锡山扔下残兵败将独自躲到天津租界一个暗室不再露头，冯玉祥统率的号称42万西北军四散逃亡。原西北军名将吉鸿昌、韩复榘、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相继率部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土匪出身的将领率部脱离冯玉祥，自谋生路。约万余残渣余孽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孙良诚、秦德纯、冯治安等人的带领下，于慌乱中自河南之境渡过黄河，退入晋南一隅之地苦苦挣扎，企图死里求生。
1930年底，因助蒋有功而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北平设置行营，全权掌控东北军政、兼理整个华北地区军务的张学良，挟“东北虎”的凌厉威势，根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对西北军残兵败将进行捕获收编。1931年1月，原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6月改为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冯玉祥旗下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字明轩）任军长，辖冯治安、张自忠两个师，驻防山西正太路一带。
晋东南原为山西军阀阎锡山经营多年的老巢，二十九军驻防此地自是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军费稀薄，官兵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其状凄凄，惨不忍睹。处在夹缝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士于饥寒交迫加白眼中，做梦都想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儿，以便东山再起。
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16县，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时。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部别番号分别是：
冯治安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西苑、卢沟桥一带）；
张自忠三十八师（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
赵登禹一三二师（驻防南苑团河、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
刘汝明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
郑大章骑兵第九师（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驻固安、易县等地）；
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以一团在城内）；
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翼东一带，河北保定一线）。
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其情形为：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萧振灜离职后由张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日本人瞅准机会，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宋哲元政权”。[2]对此，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其痛苦、愤恨、无奈之状溢于言表。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3]等悲壮之语。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4]
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5]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6]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8]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3]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