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自己真不走了，弟弟差一点惊叫起来。那时候，弟弟已经参加工作，因家境贫寒，工种也不甚好，仅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车工，连大集体的工人也还不是，却又偏偏谈了一个模样不错的对象。且对象还是一家银行的出纳，上班时总穿一套配发的绿­色­制服，胸前别着“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徽章，向所有遇到她的人们宣布，她是全民­性­质的工人。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比，弟弟自然要对人家敬如尊神。

她说：“人家真心和你好？”

弟说：“我这样的人她去哪儿找？郑州城也只有我一个。没结婚我连她的袜子都洗了。”

她说：“你是男人，腰杆要直着谈恋爱。”

弟说：“谁让咱家条件不如人。不瞒姐说，她妈她爸的衣服我都洗。”

少不了替弟弟一阵难受，可又无可奈何。一句谁让自己条件不如人，道出了弟弟多少辛酸泪水。晚上躺着，听着一板之隔的那边，父亲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说你往里边躺躺，我都睡到了床下了。弟弟说你没看我是挨着墙睡，也不能让我睡到墙缝去吧！于是吵了几句，父亲就索­性­不睡，坐在床头彻夜地吸烟。弟弟霸占着床，睡了一觉，动起恻隐之心，自己到大街上彻夜未归，把床让给父亲，这样熬到初七，弟弟索­性­家也不回，睡到了对象那儿，只吃饭的时候回来待上半个小时。

父亲说：“你小子真是不要脸啦！”

弟弟说：“姐姐不走你让我睡到哪儿？”

她开始找同学们以叙旧为名，晚上就住在那儿，白天则回家里给父亲、弟弟烧饭。同时，一方面请求以父亲的诚实厚笃，到父亲单位换回一份同情，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哪怕是煤厂的搬运工人也成；另一方面，夜间向朋友诉苦，看是否能在哪儿弄出半间房子。类似的努力，耗去了她许多心血，到头来唯一的收获，是父亲在工厂的车间头上，钉了半间油毡棚子，搬出了这间老房，给她和弟弟各让出一张床来。父亲搬走那天，她暗自哭了一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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