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答道。

毛泽东又说起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不同意蒙哥马利元帅所称的“继承人”，而是采用“接班人”一词。

毛泽东后来对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说起跟蒙哥马利的谈话：“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毛泽东所说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屈指算来，华国锋是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则是毛泽东第一个选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根本用不着为刘少奇“造舆论”，用不着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在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从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近20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时，也用不着“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林彪。因为从“文革”以来，林彪就已经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姿态出现，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将领、十大元帅之一。

1971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很使毛泽东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林彪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也不必“造舆论”，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于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邓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根本不存在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造舆论”的问题。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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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毛泽东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纵观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可以看出：前两次很从容，是经过长期考虑、观察的；自从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5年间毛泽东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仓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才半个月──1953年3月20日，马林科夫就辞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认为，由于马林科夫的资历太浅，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就让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泽东乱了方寸。在林彪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只是提议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两字。在前面已经引述过毛泽东跟熊向晖的谈话，毛泽东如此说：“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这是因为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就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尽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刘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1976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56岁。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确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期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能够按照他的路线把他的未竟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不过，毛泽东也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的领袖，必须具备极高的声望。华国锋虽然为人忠厚，但是作为领袖资历尚浅，不孚众望。

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病重之际，在确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自知余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说这段话，正反映了他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显得局促，以至要“全国人民逐步认识”这位接班人。毛泽东希图通过“宣传华国锋”以提高华国锋的声望。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最后几句话说得那么悲凉，说到了“动荡”，说到了“血雨腥风”，说到了“天知道”，就因为毛泽东知道在他死后，华国锋未必压得住阵脚。毛泽东早就说过，他死后，江青会闹事。他也明白，华国锋未必斗得过江青。所以，他把华国锋和被他称之为“四人帮”的四个人一起召来，说了那番话。

铺天盖地为华歌功颂德的热潮（1）

尽管毛泽东“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但是在当时却无法做到。因为舆论大权掌握在“四人帮”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被“四人帮”视为夺取大权的最大障碍，“四人帮”怎么可能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去“宣传华国锋”呢？

在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6日晚上那­干­脆利落的“横扫”，使中国避免了“动荡”，避免了“血雨腥风”。

领袖是政党的旗帜。平心而论，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失去了享有极高声望的领袖毛泽东，急欲填补这一空白，树立新的领袖华国锋的形象，原本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

一向理平头的华国锋，也蓄起了朝后梳的“毛式长发”。加上华国锋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确实有几分毛泽东的样子。

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其实主要依靠两条：一是毛泽东生前亲自选定他为接班人；二是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戴。

第二条，老百姓个个心里明白，谁都吃够了“四人帮”的苦，用不着多说。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完全是华国锋个人的功劳；而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却几乎把功劳全都算在“英明领袖”的账上。报纸上成天在宣传着“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至于第一条，只有高层人士才知道。于是，华国锋拿出毛泽东亲笔手书“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在病重时所写的这六个歪歪扭扭的字，仿佛是封建王朝的“钦定传位手谕”，成为华国锋“即位”的依据。当时，在华国锋山西交城故居前的墙上，刷出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

其实，就连华国锋本人也感到光靠毛泽东这六个字，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声望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公布了毛泽东那段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热潮……

一时间，中国各报各刊竞载“宣传华国锋”的文章，各出版社竞出“宣传华国锋”的书，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宣传华国锋”，实际上演变成了对华国锋的歌功颂德，演变成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为了“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对于华国锋的歌功颂德几乎涉及华国锋的各个方面。

内中最热的是山西和湖南，因为华国锋曾在这两个省份工作过。

山西交城是华国锋的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书。

中共山西交城县委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山西军区报道组、空军某部报道组、铁道兵某部报道组、《解放军报》记者在山西采访，写出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山西日报》通讯员、《太原报》记者、《山西日报》记者写出了《华主席关怀儿童团——访华主席工作、战斗过的古交区》。古交区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区，原属山西交东县。华国锋曾担任过交东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在古交区建立儿童团。报道说，那里的“红小兵”、“红卫兵”得知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发出“铿锵的誓言”：

华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华主席的红小兵。

华主席关怀儿童团，儿童团爱戴华主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书，记述了华国锋从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吕梁山区所度过的11个冬春。该书写道：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赤胆忠心­干­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华国锋同志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根据地建设、新区建设、作战指挥、支前、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关于华国锋在湖南的报道更多。湖南，在当时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中共湖南省委在1977年第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这篇文章用三个“者”来形容华国锋：“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

铺天盖地为华歌功颂德的热潮（2）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

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华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一书。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湖南》一书。书中说：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一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发表《华主席是执行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发表《华主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中共湖南军区委员会发表《英明统帅华主席率领我们胜利前进》。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发表《英明领袖华主席关怀着我们青年的成长》。

湖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发表《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

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区委员会发表《华主席带领我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湖南省湘潭地区­妇­女联合会发表《华主席领导我们­妇­女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中共长沙市委员会发表《华主席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

此外，还有种种文章，罗列一下标题，便可知“宣传”内容：

《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

《华主席是我军的英明统帅》

《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大庆》

《华主席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华主席掌舵我们最放心》

《华主席坚持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建设民兵》

《华主席是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

《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榜样──记华主席在湖南领导文艺工作的革命实践》

《华主席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样》

《华主席无限关心革命战士》

《华主席是人民教师的贴心人》

《华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华国锋”的种种文章中，张平化的文章格外显眼。

张平化在1959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共事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1977年10月，张平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张平化在文章中用三个“亲自”来形容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重视：

华国锋主席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优秀学生，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张平化的文章，分五个方面“宣传华国锋”：努力学习和忠诚实践毛泽东思想；捍卫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爱护和培养党的­干­部；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张平化在文章结束时，把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相提并论：

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斗争转危为安，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接班人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国内外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都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华国锋在“农业学大寨”的Ｇao潮中，曾率湖南­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学习，跟陈永贵结识。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陈永贵这样“宣传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光明正大；谦虚谨慎，具有民主作风；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够领导全党、统帅全军，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经过热火朝天的宣传，尽情的讴歌，华国锋被­精­心“包装”成了“英明领袖”。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走笔行文至此，该探究一下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其实不姓华。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华国锋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穿着长袖衬衫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当时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

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Ｇao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25周年》……还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Сhā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1）

华国锋参加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团。

武光记得，他们是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发南下的。来自老区的­干­部大约3000多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名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他们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所以没有与­干­部们一起南下。

武光带领南下工作团从石家庄到了河南开封，那里是中共中原局所在地。中共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邓子恢告诉武光，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的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果真，南下工作团到了长沙，“往下压”了：武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华国锋也被“往下压”。1949年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对于华国锋来说，从山西南下，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后来，当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一提到湖南，总是这么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

湘­阴­位于洞庭湖南岸。当时的湘­阴­，“四害”横行。所谓“四害”，也就是水灾、虫灾（血吸虫病）、土匪、恶霸。

华国锋来到湘­阴­，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时，华国锋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阴­，华国锋为烈士塔题写了这样的诗句——华国锋平时从不写诗，这是难得见到的华国锋诗：

为我人民事，牺牲命和家。

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华。

华国锋在湘­阴­工作了不到两年，1951年6月，被调离湘­阴­，到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时，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的是宋惠。

虽说华国锋在湘­阴­县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1977年“宣传华国锋”的Ｇao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华主席在湘­阴­的故事》一书，收录关于华国锋在湘­阴­的故事28篇。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题为《打菩萨的故事》，写及县交通班的小张、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庙去砸菩萨，华国锋得知后，找小张、小裴谈话。故事这么写道：

政委给他们分析，在这解放初期，人民觉悟还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打菩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政委分析得那么深透，小交通员们听得那么入神。是呀，在这个时候打菩萨，就会­干­扰当前的清匪反霸运动，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啊！事情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有些落后群众听了敌人的造谣，对人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嘛！

“可是菩萨还要不要打呢？”一个交通员提出了新问题。

华政委说：“当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们代表群众打，要让群众觉悟了自己去打。”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说：“你们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小交通员们的眼光随着华政委手指的移动，轻声念起来：“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就仿佛是针对小交通员们说的。小张把华政委手里的这本书接过来，一看封面，“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几个字闪闪发亮。

“华政委，我们再不打菩萨了。”小张和小裴惭愧地说。

1951年6月，当华国锋被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毛主席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2）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毛泽东委托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毛主席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毛泽东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金字横匾。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道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的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用后来的事来说当初，把“批判刘少奇”之类都“提前”到五十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毛泽东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

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日渐增多。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以使汽车能够直达毛泽东故居。

这样，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1952年8月，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

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

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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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就在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华国锋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虽说建国后毛泽东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

毛泽东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1954年夏，毛泽东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了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就是在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毛泽东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毛泽东，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毛泽东。

照片的说明词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那时，毛泽东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毛泽东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这样记述：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在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而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通报批评和《湘潭日报》上发表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Ｇao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

就在毛泽东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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