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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因此，当整个世界竟然敢于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时，加尔文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居然不把这个行动评价为一次虔诚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动而热情地接受它。加尔文此人，仅仅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就把一个同胞残酷地烧死了。加尔文希望别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个牺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骂和打击的话’，加尔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就会对我所处的悲剧地位表示同情。恶狗从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倾注难以想象的谴责之间。那些和我同一营垒的人，出于妒忌和仇恨，对我的攻击甚至比我的罗马天主教敌手更为猛烈。”加尔文发现，尽管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为他的论据大声疾呼，但在塞维特斯被害之后，却只能在反对声中滑脚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或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日内瓦业已说过。”不管是谁，要想在塞维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据总的原则，就要被诬蔑为：邪恶、愚蠢、虚伪、异端或者渎神——因为，那就表示在反对加尔文。加尔文勤笔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奥和柯利奥力图证明不应运用权力来清除异端。这样的一种教义绝对不能任其扩散，因为那是“怀有恶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异端和读神不应被视为可以惩罚的罪行。”“火速，火速，压制这些提倡宽容的人们！”我们教会里的牧师务必要注意不让谬种流传，即使现在已晚了一些，但愿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吁还不够。于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奥多·特·贝齐便写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页上您将发现印刷的地点是马德堡。依我愚见，这马德堡一定是在莱因河畔。许多这样那样的丑事均源出于此。我只能自问，如果人们‘宽容’那恶棍在此书序言中的满纸污秽的话，那么基督教还能再完整无损吗？”

然而这样的言论发表得已太迟了。在大张挞伐之前，辩论业已开始。当第一本书运到日内瓦时，愤怒就象火山那样喷发了。什么？难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于教规之上吗？对于那些怀有邪恶目的的人，难道可以不迅速地将其送上火刑柱，还要温和地、以兄弟般的态度待之以礼吗？难道可以允许基督教徒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而不是将这一特权留给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吗？对教会（加尔文自然而然地把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会）来说，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危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人们呼喊着：“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比利斯主义者”异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地狱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将其扑灭。”特·贝齐写到这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宽容要求时愤怒而疯狂。他说：“自从基督的世界诞生以来，从未听说过此等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政务会。是否应对卡斯特利奥的攻击作出回答？兹温格利的继承人，布林格（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书）从苏黎世写来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张挞伐地进行镇压，否则事情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最好是对此置之不理。加尔文在新近的尝试中并不很成功，所以他宁愿谨慎地留在幕后。他让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奥多·特·贝齐去­干­从神学方面进行鼓动一类的事情。贝齐，因对“恶魔似的”教义的宽容政策进行有力的、压倒之势的猛烈攻击，而得到了那独裁者的欢心。

总的来说，西奥多·特·贝齐是一个虔诚而公正的人，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心耿耿就是为了得到在适当时候继任他的上司这一酬报。他极端仇视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气，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加尔文（奴­性­往往超过创造­精­神）。他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从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恶的荣耀者”的名声。“良心的自由是恶魔的教条。”要消灭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剑去摧毁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独立思想的人们。特·贝齐宣称：“无论怎样残酷，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异端不应受到惩罚的论点，和杀长弑母不应处死的论点同样地荒谬。因为异端之罪千倍于杀长弑母。”读者可以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判断出这一小册子在对“比利斯主义”的讨伐中已堕落到何等残忍和愚蠢的地步！什么？难道要按“伪装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们以人道吗？不，教规第一，人道第二。教义现正处于危险存亡之秋，作为宗教领袖，绝对不可让步而鼓励仁慈。因为这种仁慈将是“恶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这儿（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遇上了好战的理论——“残酷的人道”。特·贝齐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我们不能宽容那几条贪食的狼，除非我们准备飨它们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实为残酷是最可耻的。”就这样，特·贝齐狂热地执意要消灭比利斯主义者，他继续恳求当局“用道德的利剑打击他们”。

卡斯特利奥富于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声祷告，祈求最终结束这一兽­性­的屠杀，现在，日内瓦的那位牧师受仇恨的驱使（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恳求那同一个上帝让屠杀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并赐予基督教的领袖们以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去灭绝那群乌合之众。”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杀戮灭绝了他们，也不能满足特·贝齐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要被处死，而且在处死他们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缓慢，使他们感到痛苦。他用虔诚的呼喊预先为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辩护：“如果要按照他们犯罪的程度加以惩罚的话，我认为很难找到一种恰如其分处死的方式来严惩他们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无论谁，读到如此为神圣的恐怖而辩护的赞歌、为野蛮行为而辩护的残酷论点时，都会感到恶心。但我们还是得把它们牢记在心吧，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新教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任凭自己让日内瓦人的仇恨和狂热所驱赶，去建立一个新宗教法庭；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在向这些疯狂挑衅对是何等的勇敢，为了宗教宽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冒了何等大的风险。贝齐在进行大肆诽谤的同时又提出要求说，为了挫败宗教宽容这一可怕的思想，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教义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比利斯主义”的辩护人都当作“基督教的敌人”来对待，因此要把他们当作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无神论者和异端必须由地方当局惩处。”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和他的朋友们必然知道，如果他们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继续为象塞维特斯那样的歹徒辩护的话，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特·贝齐使他们明白了即使杜撰一个印刷地点和一个化名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受迫害。“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警告你们时间还来得及，你们——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们全体。”

仅从表面看来，特·贝齐的文章不过是学究式争论的一篇来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胁­性­言论却显示了它的实际意义。争取­精­神自由的卫道士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一次他们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危险之中。特·贝齐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义者”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会轻率从事，于是谴责后者是胆小鬼。这位日内瓦的牧师轻蔑地写道：“他这个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说了那么多同情和仁慈的话，就象这本书上所表现的那样，但他却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后才把头伸出来。”写这段话的人也许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会接受警告，谨慎地躲到幕后去；也许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奥会自行暴露。但不管怎么样，卡斯特利奥迅即应战了。事实证明，那日内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义，并系统地将它付诸实践。这一事实迫使卡斯特利奥（虽然是一个狂热的爱好和平者）公开宣战。他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开始。虽然米圭尔·塞维特斯已经死了，但除非把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上诉，那第一次火刑的烬余木头将会被用来烧死上百个，不，上千个同样的人们。原来不过是一次孤立行动的谋杀，将会僵化成为一个原则。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虽然这一“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年复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仇敌的为人，也越来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尔文善于把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转化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的一开头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米圭尔·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那个人，约翰·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他不让诡辩­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论点，以一个有造诣的律师的­精­雕细琢的文风，为他所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大权，我只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为温和的气质，但是他最后重要的公开行动，却是一个血腥的死刑，继之以对一大群虔诚的人们进行威吓。那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厌恶杀戮的人（难道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依靠上帝的帮助，要使加尔文之心大白于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们带到正路上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维特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被烧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一处决，掀起了许多抗议，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为对付这些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看来此书是最巧妙地着过­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为自己辩护、攻击塞维特斯、并证明处死塞维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议对此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查。根据加尔文经常好争论的作风，他很可能会将我形容为塞维特斯的一个学生，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而误解。我不是为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要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我绝对不考虑讨论受洗、三位一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手头甚至没有一本塞维特斯的书，因为加尔文把凡能到手的书全烧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维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我至多只是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些与原则分歧毫无关系。我希望向每一个人讲明白这个嗜血成­性­已成疯狂的是怎样的一类人。我不会象他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他判处塞维特斯火刑，并将他所著的、被认为是犯了罪的书付之一炬。现在，甚至在塞维特斯死了之后，加尔文仍继续漫骂他。加尔文在杀人焚书后，居然还有脸向我们提起这些书（当然是断章取义的），那好象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成灰，然后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各个房间里面的摆设。至于我，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为了避免可能出现毛病，我将在每一句引文处注明章节出处，同时象原文一样标出对每一章节的答复。

这样的讨论就再坦率不过了。在上述的书中，加尔文毫不含糊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卡斯特利奥象一个检察官利用被告的证物一样，利用了这本可以为大家理解的“展览品”。卡斯特利奥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尔文的书，因此没有人能够说批评者伪造了或篡改了他对手的观点，或者怀疑批评者删节了加尔文的原话。这样，对塞维特斯的这次审理就要比日内瓦的第一次审理要公平得多：当时被告被关在黑暗而潮湿的地牢里，证人均被拒绝，不许辩护律师出庭。卡斯特利奥决意让整个人造主义者世界自由地讨论塞维特斯案的每一细节，决心使其道德上的问题大白于天下。

对某些基本的事实，不可能会有争论。那个人，当被火焰吞噬时，大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却由于加尔文的教唆，并得到日内瓦市行政会的同意，而被残酷地处死了。卡斯特利奥继续问道：“米圭尔·塞维特斯真的犯了什么罪？既然约翰·加尔文并没有掌握政治大权，而只掌握了教会大权，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纯粹是神学上的事务移交给市行政当局呢？日内瓦市行政当局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塞维特斯呢？最后，又根据什么人的许可、根据什么法律或成文津把这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肯定米圭尔·塞维特斯犯了什么罪，卡斯特利奥查阅了档案记载和加尔文的陈述。卡斯特利奥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维特斯由于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刻意标新立异的渴望所驱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书”。于是，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这导致他（塞维特斯）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的基督教会教义所表达的方式。卡斯特利奥回击说：“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就是唯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断的解释，因此就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么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难道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那些福音派教会的头头们除了要确立一个重新解释《圣经》之权外，他们还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教会而努力的人们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断的吗？”不单是加尔文自己表现了对革命的过分热中，而且他在这方面过多的作为给别人以走得太远而已濒临危险的印象。在十年的进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会在六个世纪来所作出的更多。加尔文，作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无权在新教教会范围里把作出新的解释诬蔑为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