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初，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真空电子公司增发新股１８万股，每股价格１０２元，当时的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面值为１００元，募集资金１ ８００多万元。对于今天的证券市场而言，这点资金不值一提，但在当年，这算得上上海股市最大的一次筹资。

发行股票需要承销商。当时上海具备股票承销资格的证券机构有申银、万国、海通三个证券公司，以及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在上海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真空电子公司这次增发的主要承销商资格，我们与万国、海通证券公司争夺得最为激烈。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首次承销和第一次增发都是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承销的，因此，企业也希望由我们继续担当这次主承销的角­色­。

但是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不­干­，认为这些应该由专业的证券公司来承担。他们说：“过去没有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你们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可以理解。如今人行已经批准设立了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证券市场的活儿还让你们­干­，那要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干­什么？”上海市有些领导，包括人行上海分行的有些领导也赞同这个观点。

我当然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ρi股决定脑袋”，作为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人，我当然要为自己所在的企业谋求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开始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毕竟选择谁做主承销商最终还是发行企业的权利。那几年，银行之间没有太多的竞争，是名符其实的专业银行，农业银行为农业服务，中国银行负责涉外企业服务，建设银行管理预算内建设资金，工商银行则负责全部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掌握着所有工商企业的命脉。因此，没有哪家工商企业能离开工商银行的支持，上海市仪表局及其下属的真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也不能例外。因此，当我们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之后，企业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我们这一家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

一番争夺之后，参与各方旗鼓相当，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选谁当主承销商也左右为难。最后由龚浩成行长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由人民银行下属的申银证券公司牵头，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都参加，组成联合承销团，共同承销真空电子公司第二次增资发行的１ ８００万元股票，承销额度四家均分，承销费收入均分，如有余股，各自包销。龚行长原先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校长，在上海金融界是受人敬重的权威人物，有了他一锤定音，我们就共同组建了真空电子公司股票联合承销团。

经过这次事件，工商银行意识到成立专业证券公司的重要­性­。而我调到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行领导给我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把现有证券业务做好；二是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借壳”成立

在这之前，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已经组织人搞了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兴华证券公司筹备方案”，我们把这份方案完善后上报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但是，人行方面迟迟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理由是证券公司还在试验阶段，不能发展过快，近期不可能批准新的证券公司成立。

而此事的解决也是多亏人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为筹备证券公司，毛行长找到龚行长，龚行长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毛行长一听，问我行不行？我当然高兴万分，这是一个完全­干­净的公司，名称也与我们工行相称。毛行长听了我的意见之后，马上拍板让我着手办理此事。

根据行领导的意见，我立即与人民银行办理申银证券公司的转让手续。上海方面的手续办完了，还要去北京的人民银行总行报批。毛行长在我去北京前指示我，“小阚，事情不办好，不要回来！”为此，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处长的李小平，对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一事态度积极，我与她处里的路畔生、宋会等几个年轻人相处得也不错，因此以难得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他们处的手续。手续转到金建栋司长手里也很顺利，可是在陈元副行长那里卡住了，好几天都没有消息。

我每天催促证券处帮我探明原因，最后得知陈元副行长见了人行上海分行上报的申银证券公司转让材料，说：“谁说人行不能从事证券业务？告诉上海分行，总行没有规定人行不能搞证券。如果上海分行知道这一情况还是同意转让，请他们拿书面意见来。”得到消息后，我一边赶紧把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意见传回上海分行，一边担心人行上海分行由此改变主意后我们该怎么办。好在龚浩成行长态度坚决，认定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应与民争利，人行就是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很快提交了上海分行再次确认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到了1990年初夏，申银证券公司转让的批文终于下来了。

回到上海，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老申银的人员回人行重新安排工作，原先的财务账款、租用的办公场所由人行自行处理。吴雅伦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把一些或许对新申银有用的办公用品和印刷品送给我们。吴雅伦唯一的要求是让新申银把一批真空电子股票接手过去，并说价格好商量。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3）

这批真空电子股票来源于人民银行掌控申银证券公司时所做的唯一一笔承销业务。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全资设立申银证券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原因是龚浩成行长不让他们做。学者出身的龚行长一开始就不同意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他说：“人行办什么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以后自己管理自己？这不是胡闹吗？”那几年，机关办公司、搞三产成风，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办了公司，人民银行也难例外，但龚行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那次承销真空电子公司增发的股票数量并不大——１８万股，每股１０２元人民币，分到申银证券只有４5万股，本不算十分困难的业务。不料，此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没了，谁还会关心股票市场？我们的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以下，电真空的股票则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１０２元一股增发的电真空股票怎么可能有人要？规定的承销期结束，申银证券一股都没卖出去，其他三家的销售情况也不可能好。记得当时海通的汤仁荣，万国的管金生都来找过我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与真空电子公司交涉，以图推卸包销责任，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也就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进确实有困难。真空电子公司当然不会同意我们悔约，各家只能付了钱，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库里。

到了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借壳”申银证券公司之时，这批真空电子的股票就成为“借壳”的主要障碍。

当时，上海的股票都在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经悄悄趋热，我们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营买进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每只股票的价格可以通过自营买卖的方法进行调控。根据我的吩咐，静安证券业务部始终把电真空的股票价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与吴雅伦谈这批股票的转让价格时，电真空股票的每股价格只有８０多元。我估计吴雅伦提出价格可以商量，是怕我们不同意按１０２元的发行价接手。但令吴雅伦意外的是，我主动提出以每股１０５元的价格接手这批股票。我的解释是，人行对工行信托公司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在电真空股票的问题上不能让人行吃亏，你们吃进这批股票的价格是１０２元，加上这段时间的资金成本应该是１０５元。我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们这么高价格吃进这批股票后怎么办，反正我们已经积压了不少股票，多一点少一点一个样。吴雅伦听了我的表态和解释，立即向行领导汇报，这个皆大欢喜的方案令申银证券的转让交接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１９９０年9月，我们正式接手申银证券公司，整合信托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建了专业的证券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与信托投资公司的黄贵显、胡瑞荃、虞志皓、陆文清、王秉森、朱德明、郭纯、顾汉耀、俞燕国、王文星、姜华等十多名­干­部以及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的严祖民、黄毓玲、李静宜、边晓敌、徐小谷等全体员工一起走上专业证券公司的创业之路。

人民银行送申银证券几幢楼

关于以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电真空股票，我们内部其实早有商量：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已经接近１００元一股，而且价格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我们判断，如能以１００多元的价格拿到这批股票，肯定会发笔小财。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4）

情况不出所料，在我们接手这批股票后，电真空股价一路上扬。到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也就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交接仪式举办时，电真空的股票价格已突破每股４００元，一度达到４８０多元。

在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

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

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１ ５００万的买卖差价。那时上海房价便宜，每平米1 0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这笔钱可以买几幢我们在威海路的办公楼。放到今天，一两千万人民币的收益，对哪家证券公司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不能说是小意思。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 000万元，下设营业部3个，全员40多人，那几年证券行业赚钱并不容易。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４００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１９９０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１０５元，而市面上只卖到８０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１０５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４００多元，后来到过４８０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１ ５００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４００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那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在场，他听了龚浩成的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那时申银证券公司已是工商银行独资的一家证券公司，子公司赚钱，老板怎么会不得意？可此后不久，一纸红头文件下来，调毛应梁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龚浩成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再次见到我时，用他口音独特的上海话说：“小阚，搞来搞去，这幢楼还是我送给你们的。”

上海证交所成立

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5）

筹备上交所

1989年初，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呼声一度非常强烈，在北京，王波明、章知方、高西庆等一批人也在筹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他们为筹备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四处奔走，到上海也找过我，参观过静安证券业务部，找过上海市政府，希望能够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上海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1989年3月，该小组拿出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报告”，倾向采用会员制筹措1 000万元会员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议按照1990年下半年或1991年初开张营业的目标筹建。

热闹了一阵，大家都以为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时机快成熟了。可是，当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没人能安下心来做事。此后，全国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报纸刊登文章，把股票市场也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一时间，大家心冷了，不敢再提成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怕被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就在此时，突然传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消息。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顾传训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题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的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市长谈到股票市场及证券交易所问题。他说：“这项工作还是要大胆试点，尽管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这两年市财政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个多亿，今年增加137亿。企业负担很重，今年承包基数难以完成，明年将更困难。从国家来考虑，再不想点措施，上海如何为国家再多作点贡献？所以金融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上海金融系统的主要­干­部和上海部、委、办的领导，刘鸿儒也应邀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那次会议上，根据*市长的建议，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领导工作，下设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随后，在三人小组下面成立了6人组成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成员有王华庆、金大健等。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理事长李祥瑞生前回忆，那天朱市长在会上就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了具体布置。*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时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李祥瑞老实地回答：“我看还是有点风险的。”朱市长问：“什么风险？”李行长答：“主要是政治风险。”李行长担心，革命40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朱市长又转过头问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龚行长坦率地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上海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只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最后，朱市长对他俩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朱市长向李祥瑞透露，在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上，他曾当面向*同志请示，小平同志说：“好哇，你们­干­嘛。”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6）

据李祥瑞回忆，此后*市长非常关心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三人小组建议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批示：“同意。”三人小组提议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第一季度宣布成立，*则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知情人士称，1989年之后，西方各国对我们一片制裁声，国家的外交、经济都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僵局，表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中国对外开放的门不会关，中央指示上海制订浦东开发战略计划。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可是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中央政策向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倾斜，使上海一下子沦落到二流城市的地位，上海为此憋了好几年的气。现在中央决定也让上海改革开放了，正合上海的意。为此，上海很快拿出了浦东开放的一揽子战略­性­计划，上报中央批准。在浦东开发战略计划中，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很重要的一环。

据李祥瑞的回忆：“听说上海要办证券交易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长经叔平赶到上海，想让‘联办’与上海联合办交易所。他去找了*，*同志说：‘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了李祥瑞了。’他就来找我，为了能联合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办’和上海联合举行了大型研讨会。过后他们打报告给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批下来的意见还是要上海自己办。”

当时的筹备办公室由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牵头。王定甫比我年长一辈，老银行，做事谨慎。那几年，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是证券业务的主管部门，不少事都要向他们请示汇报和批准。由此，我们有什么事都要设法绕开王处长，通过金管处几位副处长迂回上去。曾听说，北京“联办”要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王定甫处长于1990年3月19日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欢迎“联办”一起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后来不见下文。

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听说王定甫他们在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听说他们去了深圳等地搞调研，拿了不少方案。在那次“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上，王定甫处长也谈过他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想：“筹建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机构模式采用会员制，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它具有提供服务与实施监管的双重职能。管理方式上，在采取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人民银行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自律。上海证券交易所应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以上海为主逐步扩大到全国；二是由小到大逐步实现现代化；三是以国债为主逐步转为国债与企业债、股票并重。”应该说，这个设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就是不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立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提前宣布开业

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那年6月，*市长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国，正式宣布了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

消息传到上海，把三人小组急坏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八字没见一撇，怎么可能年内开业？*在上海当市长时，对­干­部严厉是出了名的，平常召集上海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每次都有­干­部挨训，被当场撤职的也有，吓得有的局长开会不敢坐在*目光能够直视的位置。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三人在上海算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但也敬畏*市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7）

１９９０年６月，我们得知，由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替代王定甫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负责人。现在想来，这应该是三人小组在年内开业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临阵换将的决定。

有媒体把尉文渊、管金生和我称为上海证券市场“三大猛人”。我算不算“猛人”，不敢自夸，但是就我看来，尉文渊是真的“猛”！我目睹了尉文渊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过程，而我和他真正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和尉文渊（左一）等人在瑞士银行访问

之前，我和尉文渊在金管处见过几回面，他个子高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知道他从国家审计署调到人行，正处级副处长，上海财大毕业，也算是龚浩成行长的门下弟子。

尉文渊接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时，距年底只剩半年时间，可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但他还是立下军令状，保证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当时，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不过，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没多长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全部上了轨道。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尉文渊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建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尉文渊把我和管金生、汤仁荣等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每家都承担一些筹备任务，如起草规章制度和人员培训等等。根据尉文渊的要求，我们几家证券公司还直接派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这些人有些后来就留在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交易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如申银证券发行部的负责人强纪英、万国证券的王强等。

尉文渊悟­性­极强，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我认为他对证券市场了解得并不多。但很快，他就掌握了很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记得有一次，我们商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模式，我极力主张学习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合成交系统，以保持证券交易大厅的热烈气氛，增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可看­性­。但尉文渊不同意，主张全部用电脑配对成交，此后看来，还真亏得没搞手工促合成交。我国投资者大部分是散户，每笔报价都不大，即使部分靠手工成交，也不是交易厅能承受得了的。

那段时间，尉文渊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我记得有一次去晚了，尉文渊、汤仁荣、管金生等几个讨论买电脑设备的事。尉文渊希望我们几家联手购买电脑设备，以便向电脑经销商砍价。交易所看中一套２００万元左右的设备，但汤仁荣他们认为那套设备太好了，证券公司现在还用不上。我进去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尉文渊问我，申银证券在电脑设备方面有什么打算？我顺口就答，你们交易所买什么设备，我们就买什么设备，和交易所保持一致。尉文渊一听就对汤仁荣、管金生说，“人家申银都买了，你们还犹豫什么？”当时，我们上海三家证券公司的老总尽管经常坐在一起客客气气商量事情，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竞争呈白热化趋势。汤仁荣和管金生当然不愿看到申银的“武器”比他们先进，几家由此达成共识，由交易所出面，购买四套电脑系统。这也是中国证券业早期电脑化最大的一笔投资，今天，说来可能会有人不信，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最初的电脑系统也只花了不到200万元。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8）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后，上海市政府组织我们去香港考察证券市场的情况。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任团长，成员中有尉文渊、汤仁荣、吴雅伦和我。那时香港和内地的交往很少，我们一帮人中大部分是首次去香港，不少人还是第一回出境。我们在香港待了一周时间，由上海实业（香港）公司负责接待。一周时间内，我们走访了联交所、期交所、证监会和香港的主要证券金融机构。香港方面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团，因为这是内地派出的第一个证券业考察团。当时，香港不少舆论担忧上海发展证券市场会动摇香港的金融地位。我们则是每到一地都重复强调优势互补、上海证券市场还处于实验阶段等等。

那次去香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香港人不但不会说普通话，连听普通话都难。我们到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与全体董事开会，居然还用上了同声传译系统，我们说一句普通话，那里翻一句广东话，现在想来仍觉得很有意思。

三人领导小组成立后，行里让罗时林行长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具体指挥和协调工作，他当时最担心的是上海股票价格天天涨的问题。在香港考察期间，每到一地，他都要问人家：“你们是证券专家，请教你们一个问题，股票价格如果涨得太快了，有什么办法把它压下来？”在香港联交所，有的理事听了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把它打压下来，回答说涨得不合理。人家告诉我们，只有人为制定的价格才是不合理的价格，市场通过供求双方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价格，这个回答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罗行长­性­格开朗，善于言谈，一路上不断向我们介绍养生之道，但不久便查出是胃癌晚期，两年后去世，年仅48岁，令人惋惜。

那次去香港考察，收获颇丰。在香港，我们看到他们庞大的清算交割系统，既浪费人力物力，也没有工作效率，由此坚定了尉文渊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实现无纸化交易的决心。

那次去香港唯一有点不顺的是尉文渊。他去香港之前换了双新皮鞋，皮质太硬，走几天就把脚磨坏了，回到上海一忙没及时医治，右脚肿得像馒头。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４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次会员大会

1990年１１月２６日，在上海氯碱总厂投资的华南宾馆内，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会员大会，说是大会，实际会员并不多，全部会员也只有25家。会员大会的一项议程是选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理事，我和管金生、汤仁荣都轻松当选。接着召开理事会，按规定要选一个理事长和一个副理事长，理事长市里已指定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上海市政府咨询小组成员李祥瑞担任，因此真正要选的是一个副理事长。因为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副理事长，大家都跃跃欲试。事前，有人告诉我，万国证券为了争取这个职位，已做了不少游说工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姿态。我没太在意此事，更没刻意去做工作，公司内部因此有了怨言，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司行业地位的大事。

副理事长人选的第一轮选举，我和管金生得票相同，都是6票，第二轮选举中，我得票超过管金生，当选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事后听说老管很是失望了一阵，埋怨是理事会中政府代表搞的鬼。那时，申银证券的广告词是“证券之星，中国申银”，没有万国证券的“万国证券，证券王国”来得响亮和霸气。就我的看法，同行们选我，实际上是对申银证券以及它的前身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实实在在的开创­性­工作的认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9）

尉文渊在这次理事会上被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首任总经理。

事后，新华社发出措辞极为谨慎的消息：

响应深化改革的呼声，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成立。这一绝迹４０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１２月１９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３０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那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

实际上，最初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能吸纳异地会员的。上海用变通的方法，把在上海已设有机构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证券金融机构吸收为会员。尉文渊感到会员数量还是太少，又把代理证券业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接纳进来，才凑出了25家会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架构

会员名单：

1鄙虾Ｉ暌证券公司

2鄙虾Ｍ蚬证券公司

3鄙虾：Ｍㄖと公司

4鄙虾Ｊ型蹲使司

5鄙虾０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

6鄙虾２普证券公司

7敝泄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

8敝泄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9敝泄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0敝泄工商银行沈阳沈河票据股份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1苯西省国际信托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2敝泄银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

13敝泄农业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

14卑不帐」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5惫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6闭憬省证券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7焙Ｄ匣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8鄙虾Ｉ瞎ぶと业务部

19鄙虾１１敝と业务部

20鄙虾Ｎ南嶂と业务部

21鄙虾＝浦证券业务部

22鄙虾；妨证券业务部

23敝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中信公司上海分公司

24敝泄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25敝泄农村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地点最后定在上海浦江饭店，也就是前文谈到过的，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办公借住的饭店。浦江饭店是一家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欧洲风格的涉外宾馆，不过档次没有上海大厦、国际饭店以及和平饭店高。1989年6月份以后，外国游客锐减，饭店的客房入住率上不去，底层的大宴会厅基本派不上用场。因而，上海证券交易所选址那里后，双方一拍即合。待装修几个月和安上电脑后再一看，已是像模像样的证券交易所了。

开业大吉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仪式在黄浦路１９号浦江饭店二楼餐厅举行。上海市市长*、副市长*、各界来宾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政要与金融家出席了开业仪式，我们这些当选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总经理被一一在台前介绍。*市长发表了讲话，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接着，尉文渊手拿­棒­槌，拖着一只伤势严重的脚，强忍着疼痛从二楼走廊走到交易大厅，对着挂在大厅北端的铜锣奋力一敲，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一声锣。我们这边拼命鼓掌，只见那边一阵忙乱——事后有人告诉我，尉文渊由于右脚严重发炎，随着那声锣声，休克倒地，被送往医院急救了。不过，在场来宾没有发现这个小意外，大部分人都喜气洋洋地来到交易大厅的贵宾厅，透过玻璃墙等待交易大厅第一笔交易成交的消息。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0）

我也没有看见尉文渊的晕倒，因为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当天第一笔买卖是不是由申银证券公司抢到。前一天晚上，我把申银证券第一批进场的红马甲代表郭纯等人叫到办公室，密授他们利用“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争抢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后的首笔业务。我再三强调，这是历史­性­的一笔业务，要不惜代价抢到。

“成交了！”场内一阵轰动。工作人员宣布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以每股３５６保罚霸的价格买进海通证券抛出的真空电子股票５０股，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面值仅为１００元。不少记者涌向６号红马甲郭纯，让郭纯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阵。晚上，我把郭纯他们请到公司，破例开了一瓶洋酒以示庆贺。

2008年1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追述了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的情景：

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其时是上海证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敲锣的时候,他身边站着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上交所开业，我与管金生（右二）、汤仁荣(左二)

文章转述了尉文渊的话，尉文渊认为当年成立上交所的条件还不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上交所成立没一项条件成熟”。但上交所必须成立，因为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国家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当中，就包含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文章写到了尉文渊对上交所选址、装修等工作的回忆。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事实确如尉文渊所说，当时很多人没想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长速度，也没想到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停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上。记得当年我随同李祥瑞理事长接待来宾，很多境外来宾对上交所的英文名称存有疑问——国际上证券交易所名称中都用“stock”一词，为什么你们用泛指有价证券的“securities”？李理事长回答，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是以国债交易为主的证券交易所。不过私底下，李理事长对我说，这主要是怕用“stock”（股票）一词在上报审批时会引来麻烦……

上海证券交易所初期交易量最大的是国债，股票占的比例很小。但随着放开价格，加快新股上市速度等措施，股票交易很快火暴起来。当年证券交易的电子化程度不高，委托买卖都必须到证券营业部填写委托单子，由营业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报到驻交易所的红马甲，再由他们输入交易所委托系统。一时间，各证券营业部门前出现为领取一张委托单子排长队的现象。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1）

为解决交易网点不足的问题，尉文渊在上海文化广场开辟了证券交易大市场，各证券经营机构都到那里设摊接受客户的委托，文化广场一时间人潮汹涌，景象蔚为壮观。我们乘机催促人民银行加快营业部审批速度，申银证券在上海各区县的营业部数量由3家增加到近30家，每家证券营业部都在交易所设有席位，并派驻红马甲。最初每个席位为60万元人民币，后来增加的席位降到30万元一个。尽管每个席位价格不菲，但为了委托通道畅通，不少营业部不惜重金在上交所设了好几个席位。上交所也为此新设第二、第三交易大厅，仍难以满足需要。尉文渊于是跟我们商量，让我们上海几家证券公司自费设立交易大厅，每个席位的费用给我们优惠。以申银证券为例，申银证券在南京东路99号公司本部大楼内设了一个交易大厅，拥有百多个席位，公司交易大厅从此也成为一景。每当外地客户来公司希望参观证券交易所，公司就把他们领到交易大厅，告诉他我们自己的交易大厅与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完全一样。

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场面壮观。而这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华尔街”。

推广与宣传

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也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以及受邀给越南财政部、司法部官员讲证券市场建设的事。

*市长向境外贵宾赠送股票

前文谈到*同志向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赠送股票，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也向一批境外贵宾赠送过我们提供的真空电子股票。那是一件有着非常历史意义的事，它发生在１９９０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夕。

*担任上海市长后，聘请了国际上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咨询顾问，并定期召开市长咨询会议。１９９０年７月，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召开，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香港的方黄吉雯等一大批贵宾到会，并有17位代表将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由于这次会议主题是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的问题，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外资委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在筹备过程中最犯愁的事，是给演讲嘉宾赠送什么礼物。想来想去，想不出拿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送给这批非富即贵的境外嘉宾。我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朱小华出主意，能不能请*市长学学*，给每位演讲嘉宾赠送一张上海的股票。我的目的很清楚，想借此机会提高申银证券公司的社会影响。朱小华一听大声叫好，花钱不多又极有意义。但是，我们都担心朱市长能否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当初我们感觉朱市长对股票持谨慎态度，让朱市长赠送股票，他会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