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学校也有学校的苦衷，真听了教育局的话，不补课了，少留作业，让学生别死盯着高考的那几科，全面发展，万一这考试成绩有所滑落，领导们还是会怪罪下来，学生家长也不好受。学校的盛誉则必然受到影响。

写文章讲境界层次，学生的学习也有“境界层次”。其中，最基本的一级是“能力培养”，其次是“智力开发”，最终是“个­性­拓展”。而贯穿这三个层次始终的，则是“想”，我们要培养会想敢想的人才，离开了“想”，任何的学习活动都是在做无用功，平白消耗了不少力气，却达不到预期的提高。超负荷的作业量，不仅封死了学生的想象空间，也浪费了老师们本可以用来钻研教法的宝贵时间；学生为写作业苦，老师也为判作业忙，大家马不停蹄地做着机械式运动，只有量的积累，难有质的提高。

如果将课业负担像卖水果样用重量表示出来，无论和哪个国家相比，中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都能排在前列。这可不是让人欣喜的好事。一年365天，很多学生至少有300天都要上学，不上学的日子里，也要老老实实的窝在家里写作业。其生活的枯燥单调可想而知，难怪越来越多的小孩子都扬起了与年龄大不相衬的忧郁面孔。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减负，首先就要摸清“负”的底牌，切不能因为减负，把勤奋学习的好传统都给减掉了。我们要减的，是那种既耗时，又耗力，除了可以彰显师长之尊，不会对学生成长有丁点好处的“负”，像那种写错一个字，罚抄一百遍，做错一道题，重做20次的“负”。就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毫不犹豫地减掉。学生的心理思想尚不成熟，因此，在号召减负的同时，一定还要注意教育他们刻苦努力，万一上进心和“负”一起剪掉了，我们可是得不偿失。实际上，正常的“减负”不仅不会让成绩下降，反而会因减去那些束缚身心的负担而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开发潜力，主动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学校和家长也应是减负的受益者，他们心理上之“负”，行动上之“负”，也需要大减特减。升学率是学校的“考试”，孩子是家长的“考试”，这些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减负，不代表放松学习，而刚好意味着，卸掉负担，抓紧时间，为自己而学，主动地吸收各种知识，只是在现实的重压下，真正意义上的减负，又何其容易，我们已经太习惯拿应试教育的考核标准衡量素质教育，这就让好不容易提出的“素质教育新方案”重又回到应试的轨道上来。不久前，教育专家们汇聚一堂，为中小学生的阅读加起了码，要求每个学生，每年必须阅读10本上下的课外书，还将这一要求，写进了老师的大纲计划。专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强制阅读”的做法，培养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除此之外，他们还建议学校每年都必须安排学生听取10场报告。过不多久，那10本课外书有了固定的篇目，为了检查学生的阅读状况，其内容，也被融合至考试卷子中。而10场报告会，也不出所料地变成了课外补习班。

对学生们来说，之于减负的希望一次次升起，又一次次破灭，忍无可忍如韩寒者，­干­脆再不受数理化的窝囊气，退学回家，专心致志搞起了自己一直钟爱有加的文学创作。数年过去了，当其他的孩子高考大学一路走来，正在为工作发愁烦恼之时，韩寒已经推出了《三重门》、《零下一度》、《像少年啊飞啦》、《一座城池》、《长安乱》等多部小说，还像模像样的当起了赛车手，出了专辑。不管怎么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都证实了韩寒反抗应试教育的成功，即便在他宣布退学之初，不少教育专家都预言不好好学习的他风光不了太多时日。

韩寒的成功，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讽刺，巧合的是，他退学的那年，刚好是素质教育初次在中国大地腾起的那年，他本人也在报纸上刊登过抨击应试教育体制的文章，而在此之前，减负的呼声早已在中国大地上陆陆续续响起了多次。韩寒显然没有从任何一次减负中受益，直到他退了学，出了书，细心的记者也还是从他的书中窥探出，课业压力和学习成绩在他心灵上留下的­阴­影。

求不得，是佛家七苦之一，眼见着希望晃在眼前，伸出手，却怎样也抓不住。如果说应试教育对学生有什么伤害的话，让他们体会“求不得”之苦，也是其中之一。难怪现在的学生再听到“减负”二字时，已然不会像从前那般欢呼雀跃，他们不是没试过为“减负”呐喊叫好，只是喊来盼去，终还是陷入了应试的轮回中。

当整个社会依然对学历崇拜得五体投地之时，当重点的名号依然闪耀在各级学校的头顶之上，当学校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升学率之际，家长与学生就注定了要在一次次的考试练习中耗费­精­力与年华，而“减负”，也不免沦为加重课业负担的助推器，让学校和学生两败俱伤。我们要减负，却不能盲目糊涂地减，再好的改革出发点再好，行动方针制定错误或有所疏漏，都会对涉及到该改革的人群造成伤害，“减负”要求行动，更要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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