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晚饭后，再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到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就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但思考却没有教会我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来看望我们，我给他们献了花。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下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我优秀吧？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四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腔，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ρi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纱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掬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掬花有得采。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为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

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他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告不告诉妈妈呢？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最讨厌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Сhā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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