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了，说：“老师说，我们是学赖宁的­精­神。”

妈妈轻蔑地说：“没有救火行动哪来的­精­神？”

“赖宁学习好，还帮助老­奶­­奶­。”我把老师的话重复给她听。

“你学习不好吗？你没有做过好人好事吗？为什么大家不学你呢？因为太普通了，每个人都能做到。只有他救火了，并且献出了生命，才是你们所没有的，才是值得你们学习的。但是，救火是成|人的事，即使是那座山被烧光了，也不能把儿童的生命赔进去。”

她甚至对有些见义勇为都有看法，她说：“让赤手空拳的市民去与武装到牙齿的歹徒搏斗，那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吗？那要警察­干­什么呢？见义勇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一味地提倡。”

还有一次，有一个先进事迹宣讲团来学校巡回演讲。内中有一个医生介绍自己的事迹说，在年三十的晚上她主动值班，让科里的护士与男友约会，结果因为她不在家，她的孩子发烧没有及时治疗，成了肺炎。

妈妈在家里大骂这个女人，说她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在课堂上，她也抨击这个女人，妈妈还写了文章登在一个­妇­女杂志上，说：一个女人连自己孩子的生命都不爱，还有什么资格奢谈“爱心”？

这样看来，好像妈妈很冷血很没有责任感的样子，其实也不尽然。

粉碎“四人帮”后，妈妈参加了“平反昭雪”的工作，据她说，到86年之前，她有很长的时间就是调查、了解，写平反材料，还写悼词、开追悼会——给“反右”和“文革”中死了的人。这些我都没有印象，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教外国文学的老教授，刚解放时就是行政15级。经过几次运动，级别一降再降。后来尽管平反了，也只是给他恢复了原级别。好像是90年代初吧，他得了绝症，惟一的孩子在外地，他的太太整天哭泣，说老头子有一个愿望，想住一下高­干­病房。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又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换句话说，是一件拿钱都办不到的事，为了满足老教授的心愿，妈妈到处找人，到处求助，最后找到已经毕业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是省老­干­部保健委员会的，找他批了条子，老教授终于住进了高­干­病房。老教授死时，他的孩子还没回来，他的太太悲痛欲绝，身边没有一个亲属。正在那时，妈妈赶到了医院，老教授死后，他身上的衣服都是妈妈穿的。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这之后有一天老教授的太太从外地回来，为感谢妈妈送给妈妈一小包没有包装袋、用报纸包的甜甜的点心，晚上回家妈妈拿给我吃，告诉我，这是新产品，叫“萨琪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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