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秋季大“扫荡”,冈村宁次的图谋未能得逞,就极力破坏根据地,新增修了大量的堡垒、封锁沟、封锁墙。
使晋察冀面临巨大困难,据统计,北岳区人民群众死伤四千五百多人,青壮年被抓走近二万多人,房屋被烧毁十五万间以上,损失粮食近五千八百万斤,被抢走或毁坏的农具二十三万余件,抢走牲畜家禽八万多头只;敌人新修碉堡一百一十三个,公路五百三十多公里,挖封锁沟一百五十八公里;在冀晋边界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四千多平方公里。
面对这些数字,聂荣臻想起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景。
目前,日军以深沟高垒,配合“蚕食”“扫荡”,不断向根据地推进。
其严重性与第五次反“围剿”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办?必须慎重决策。
1942年1月中旬,为了冲破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晋察冀分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有军分区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后挣扎,正加紧对敌占区的统治,加紧对边区的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
敌人在战术上基本还是强调高度分散配备。
第一线据点大多由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守备;其后的堡垒、据点大多由伪军守备。
初步统计,光北岳区已经有敌人据点与堡垒一千多处,比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
敌人的分割政策还在继续,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挖沟垒墙,加紧封锁,掠夺物资。
我们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厄运。
结合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结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聂荣臻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