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他增加了部分检讨内容，说：“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七机部‘916’总是抓住我不放，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

在科研工作中，“沿袭和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办科研的东西。”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聂荣臻等一般中央委员，都没有想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突然在第一组会议上，集中批判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问题。

康生首先发言，为制造有一个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问题定调子。

康生说：“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酝酿了。

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康生发言后，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立即呼应，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军夺权”、“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对延安整风”等问题上，指名道姓，大肆攻击出席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硬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

谢富治最后发言时，还批判了朱德、陈云两位老同志。

康生等4个人的发言，发下去以后，各个小组立即转变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带批判朱德、陈云。

在第二组，由陈伯达发难，温玉成帮腔，集中批判聂荣臻。

在17日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问题，突然对聂荣臻责问说：“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

“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我问了剑英，他说没跟别人说。”

聂荣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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