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的时候我就同家人挤在一张床上（读小学前，家里总共三间屋，地方小，只能摆开一张大木床），初中的时候更是住集体宿舍（很多张床紧挨在一起的那种，像二战时期德军给犹太人的‘猪窝’），因此同亮亮睡在一起我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亮亮不一样，他家就他一个孩子，读初中的时候他家又正好搬到了镇上，他一直走读没有住宿，所以突然和我躺一张床上面他挺不适应的，那夜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了好久。

次日亮亮眼睛红的像兔子。我看看他没说话，自个儿先去了洗漱了。

后来肖娜问无­精­打采、迷迷糊糊往客厅挪动的亮亮，“怎么了？没有睡好？”再看看我，坏笑道，“你们俩昨晚上是不是没有­干­好事呀。”

我没有理会她，当她不存在，该洗脸洗脸，该刷牙刷牙。

亮亮给肖娜台阶下，有气无力的解释，“可能是咋搬家，睡的不踏实，半夜醒了好几次，腰酸背痛。”

“要不要姐帮你捶捶。”肖娜说。语气不­骚­，纯友谊的那种。在我看来，语气­骚­的话应该这样讲，“姐姐帮你揉一揉好不好的啦~。”

当日在公司吃过午饭，休息时间，朱永伟拉我去仓库摆放木板的角落下象棋，半路上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给我，漫不经心的说，“你在肖­骚­那儿住了有段时间了哇。”

“嗯。”我应他。他不提醒我还真没想过这茬，确实住了挺久了，差不多两月。

朱永伟郑重其事的问，“今年加不加工资？有没有听她提过。”

“没有。”我说。这事我确实没有听肖娜讲过，公司的事情她从来不主动和我提，而我，很明显，更不会主动和她找话题聊天。

临近十二月份，天气渐渐转凉，在故乡，杨树叶恐怕早就落光了，在这儿，街景还绿着，不过T恤外面只有一个外套已经无法御寒，如果出门我定会穿厚厚的毛衣，紫­色­的，肖娜笑言和她的那件是情侣装，亮亮这傻子竟然半信半疑，靠，脚趾头想想也清楚呀，怎么可能，我和她，情侣装？开玩笑。

身正不怕影子斜，即便是工作日，她穿她的，我穿我的，也不刻意避嫌。朱永伟有问起过毛衣的事情，包括其他同事也问过‘是不是肖经理送的’，我一一否认了，他们竟然一口断定那必是肖娜送我的，判断依据只是因为我之前从来不穿紫­色­的衣服。他们，武断啊，无语。

十二月初，新月的第一个周日，我、亮亮、肖娜三人一同去爬山，不远，驾车行二十几分钟，不高，台阶走二十几分钟。爬山是亮亮提议的，十一月份他就提了，我拒绝过一次，这次没有理由再拒绝了。虽然积极，但亮亮未必就真那么想让我去，只是因为肖娜说了我不去她就不去，理由是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