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一旦为天朝烛破”。对于“严定吸食贩卖鸦片科条”，姚莹同样旗帜鲜
明地加以拥护，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溃也”。对于“因夷
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姚莹更立场坚定地加以支持，不但认为“此
亦事势之必然者”，而且主张：“非有以大创之”，其必“未肯帖然就我也”、
基于这种认识和立场，故早在广东开始禁缴鸦片不久。姚莹便一面奉令在台
积极查禁，“获、办之案不少”，一面主动下令水师及各地守口各省和厅、
县严密巡防，查勘、修整炮台，以防“粤东夷船窜入台洋”。
1840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除依公事，札询姚莹“所属地方与现
任各官才具”外，又因世谊致姚莹世侄以“几近千言”的手书，征询意见。
姚即于《复邓制府言夷务书》中，“披沥胆肝，慷慨陈词”，表明立场。
关于全局，姚莹强调御外、清内为“目前要务”。关于台湾防务，姚莹
据“惟大鸡笼、沪尾、树苓湖（三口）最为宽深”，“夷”船可入，余皆浅
狭，“夷”船难于施展，而提出其策略：“果无勾引之人，纵使夷船停泊，
惟有调集水师，严防口外，地方文武督率兵勇，防堵口内，断其接济，是为
要着。”而由于“内地舟师方亟，恐难兼顾台洋，设（敌）有来者，少，则
击之；众，则坚守，以计破之”。
关于台湾驻军，姚莹则据实指出：“达镇（指总兵达洪阿）练兵甚勤，
能爱惜士卒。惟台、澎洋面二千余里，非陆营所能为力”，台防“必责成水
师”，使“达镇专顾地方，以免顾此失彼。”为加强“不足以攻击，惟可守
口而已”的台湾水师，“不得不起王提军用之”，“但必假以事权，界水师
听其调度，乃能得力。此非奏明咨调不可”。
所谓王提军，指得禄。王字义峰，福建嘉义（今台湾嘉义）县人。家世
富有，武举出身。因募勇助官兵镇压林爽文起义，授水师营守备。后以历年
平盗功，升为金门营游击。1802—1806年，随李长庚镇压海上蔡氏集团，首
先冲击，最为勇敢，而升福宁镇总兵。次年，调南澳镇总兵。不久，李长庚
战死，由王及另一总兵邱良功分领其众。1808年王升为浙江提督。不久，又
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继与浙江提督邱良功合兵，最终平定蔡氏。王在福建任
上，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对海防多有贡献。1821年告病归乡，
人皆惜其去任。王以名将退休家居，自然成为岛上最有声望的人。在张丙等
多次起义时，王均以在籍绅士输粮、助守，因而于
1838年被晋封太子太保。
姚莹一向尊重王得禄，此次重官台湾后，更多次亲至王家访问，深知王
仍时刻关心海防安危，素具爱国热忱，故欲借重王，认为把台湾水师交他统
领，最好不过。因而他向邓廷桢建议起用这位“年虽七十有一，（但）精力
甚强”的“老成宿将”。
事实上，鸦片战争中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守土抗英的基本谋略，均定于复
邓廷桢书中。而邓作为总督对姚莹的全力支持，“不为遥制”，更使姚莹得
到了放手进行的方便。
果然，经邓转向宣宗皇帝建议，奉旨：“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
应准备。著该督飞饬该镇、道等..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
防，毋稍疏懈”。然而，达洪阿一向与王得禄不和，少不得又须姚莹从中化
解矛盾，终令二人“不念前嫌，仍寻旧好”，共担重任。
这时，形势发展甚快。
继英将伯麦封锁广东海口，被林则徐的部下焚其鸦片船，烧溺多人，其
野心未能得逞，英船北上骚扰福建，又为邓廷桢的将士击走之后，英船继续
北上，陷定海、犯乍浦，已令朝野震动，而其继续北上直抵大沽口等地，更
使宣宗皇帝的态度大为软化，而以“办理不善”革林则徐、邓廷桢职。改派
琦善至广东查办。琦善至粤，尽撤林则徐所布置的海防，年底，与英人开始
谈判。
转年（1842年）初，宣宗皇帝以琦善与英人所议条件，所求过苛，概不
允许，严令琦善“整饬兵威，相机进剿”，态度又硬了起来，而琦善早无海
防可恃，经英船进犯虎门、陷大角、沙角炮台，威胁广州，更吓破了胆，竟
答应英人条件，而以“拒守实难”，再次建议与英定约。宣宗大怒，即革琦
善职，命奕山为靖递将军，发兵赴粤攻剿。奕山未能“请逆”，却传来了虎
门炮台失守，广州为英军占领的消息。继而，英军又北上连陷厦门、镇海、
宁波、余姚、慈溪等县。宣宗急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督师。一年之间，
败报频传，人心震惊。
在此期间，姚莹眼见局势急转直下，更加倍警惕，他亲赴各海口了解情
况，添设炮台巡墩，雇募乡勇水勇，加强防御。沿途传见地方乡绅，谕令各
庄团练壮勇，保证治安而防奸人勾引外敌。姚莹深知：“台湾不同内地，他
处但防夷耳，台则兼防内乱也”。故对防务尤其谨慎小心，“颇费经营”。
从他这一时期的连续奏报，可知其竭尽智虑，时时提高警惕的实情。对于时
局的发展，姚莹更心怀忧愤地在《复梅伯言书》中指出：“夷人大局，一误
再误，人所共知。莹以为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为是。..莹职在守土，
惟知守土而已”。他深知，当此形势下，英船的扰犯台湾乃是迟早要发生的
事。
英军对台湾的进犯，先后计有五次，
第一次发生于
1840年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