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辈子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很少动怒。不过，一向平和的他，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有两次大的生气。

一次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在湘潭县烟塘住的时候，我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母亲买了两盒牙粉给他们。圆圆的盒子，装璜很漂亮，当时实属罕见之物。那时，一般乡下人，刷牙都用盐或白麻灰，许多人一辈子连牙粉、牙膏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也许是两盒牙粉有些差异，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时发生争执，吵起架来。父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平常，父亲最不愿意看到儿女们不团结，不友爱，他总是和母亲一样经常教导我们：“小时同窝鸟，长大各自飞，以后想聚到一起都难哪！”。而今天，为了这样芝麻大的小事，兄弟间居然没有一点忍让­精­神，还争斗起来，父亲自然很是气愤，顺手拿起Сhā房门用的木杠子，举起来要打两兄弟，两个哥哥见势不妙，赶忙跑出去，逃之夭夭。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住在湘潭市三义井，我的弟弟在屋后的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贪玩的他不愿意上学，父亲知道后，气极了，在父亲的观念中，上学读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实在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拿起竹扫帚，像赶­鸡­一样打着弟弟去上学。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只好边哭哭啼啼地背起书包，边用衣袖擦着眼泪，慢吞吞地去了学校。从此以后，弟弟再也没有逃过学，直到无产阶级*前，弟弟顺利地读完了师范大学，成为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后一名大学生，后来弟弟相继在中学、大学任教、授课。至今，他仍忘不了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并用这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

其实，父亲是极少打骂孩子的，我和二姐就从未遇到过。二姐懂事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仅学习用功，而且十三岁的她，还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从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自认为除了读书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即使这样，在湘潭县赵家岭住时，八岁的我，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二姐挑大桶，一百多斤重，我挑小桶，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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