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在遇见围巾的那天之前，我呆在黑不溜秋的录音棚里度过了很多时日。

我和乐队的朋友为了我们最近创作的一首单曲在一个做音乐唱片的朋友的录音棚里录音。时间大概是在春季的十分之九处。坐落在郊区的小小的房间四周被茂密的杨树环绕，所有的树叶随着风声一起发出叫声，跟偶尔飘落到地面的同伴一起轻轻向下。那里的交通很不方便，汽车不能直接抵达，还得步行大约十分钟的路程才能完全见到录音棚的面貌。

为什么要把录音棚建在这里我自然无从知晓，但总不至于是恐怖主义秘密基地的一部分，也不会是外星人经常出没的场所。但是我是喜欢极了隐蔽在离城市很远的这个地点。湛蓝的天顶下被绿­色­环绕的小的房屋。听不见恼人的汽车喇叭的嘶鸣，也不会有种莫名的压迫感。

大概从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在亮起ONAIR的玻璃后面反复唱着相同的旋律，为了不让下午来这里的一个歌手等候，得在中午之前把所有的工作结束。也许是因为紧张，调音师在我眼里变成一个黑乎乎的团状动物，在前方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直到监制喊完成，我才大口地呼出一些爽快的气息。

乐队的一凡为每个人叫了盒饭，虽然味道不怎么好，但是想到马上就能听到自己刻成CD的单曲，心里还是充满了欢乐的泡泡。

围巾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他是和朋友一起来送乐队另一首歌的小提琴和旋的。他穿着黑­色­的Tshirt，黑­色­的七分裤，扎着一条朋克的腰带，头发是流行的爆炸头。我眼睛一直盯着他衣服上巨大夸张的格瓦拉的头像，口中咀嚼着一根瘦小的白菜。他看了我一会儿，像是一只猩猩看见了一只绵羊，想要交流，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先望着它静静思考开场白一样。大约经过两分钟，他向同伴悄悄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头望着我。

当时的环境极为嘈杂。几乎是每个人在做每个人的事情。吃饭的在认真吃饭，听歌的在畅快地听歌，聊天的在尽情地聊天。仿佛只有我们俩是无事可做的两个人。

他的朋友在低声耳语的交流之后带他走到我面前。我和这个人很熟悉，他在音乐学院读三年级，以前一起为一个酒吧的派对做过音乐策划，而且也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还算是个能聊天的伙伴。

这个人把手搭在围巾身上，对我说："嘿！这是我一个学音乐的朋友。听说你写过好多小说，想认识认识你。"

我把手边的饭盒赶快放下，连忙起身想说点什么。但是还没等我站稳，围巾伸出手对我说："你好，把你手机号码告诉我可以吗？"

这便是他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