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阴­辰夜口霸世30

少刚石雷气易岁

少柔土露味书目

太刚火风­色­诗日

太柔水雨声春秋时

单就这个基本系统，已矛盾百出，很可笑了。我们没有工夫去驳他的大系统，对于此事有兴趣的可看《宋元学案》九至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五。我们单引《观物外篇》的一小段：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

这是什么论理？怪不得康节先生是算命摆摊的护法神了！二、邵雍的观物，太重“观”字，把人看作世界上的一种旁观者，世界是个戏台，人只是一个看戏的。这种态度，在他的诗里说的最明白。《击壤集》里题作“观物吟”的诗共有几十首，都是这种态度。我且抄一首：居暗观明，居静观动，居简观繁，居轻观重。所居者寡，所观者众。匪居匪观，众寡何用。

他有《偶得吟》云：

人间事有难区处，人间事有难安堵。有一丈夫不知名，静中只见闲挥尘。

他的全部诗集只是这个“静中只见闲挥尘”的态度。他真能自己寻快乐：吾常好乐乐，所乐无害义。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乐人有美行，乐己能乐事。此数乐之外，更乐微微醉。

这真是所谓盲目的乐观主义了。他自言

生身有五乐：①生中国，②为男子，③为士人，④见太平，⑤闻道义。

居洛有五喜：①多善人，②多好事，③多美物，④多佳景，⑤多大体。

所以他歌唱道：

欢喜又欢喜。喜欢更喜欢。吉士为我友，好景为我观，美酒为我饮，美食为我餐，此身生、长、老，尽在太平间。

这种盲目的乐观，含有命定主义：立身须有真男子，临事无为浅丈夫。料得人生皆素定，定多计较岂何如？

含有无为主义：

风林无静柯，风池无静波。林池既不静，禽鱼当如何？“治不变俗，教不易民”，甘龙之说，或亦可循。“常人习俗，学者溺闻”，商鞅之说，异乎所云。

他对于新法的不满意，于此可见。新法是实行­干­涉的主义，洛阳派的哲人是要自由的，要放任的。他有诗说：

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每有宾朋至，昼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这虽是“怨而不怒”的讽刺诗，但很可以看出新法所以失败一个大原因了：那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不愿受­干­涉的政治。邵雍的思想，梁任公先生一流人大概要说他是“受用”的哲学，我们却只能称他为废物的哲学。他有《自述》诗道：春暖秋凉人半醉，安车尘尾闲从事。虽无大德及生灵，且与太平装景致。

一个“慷慨有大志”的人，下场只落得“且与太平装景致”！可怜！

程颢

程颢（1032～1085），有他的兄弟做的《行状》（《二程文集》十一），说他的事迹最详。中有云：

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论他为学云：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万代未明之惑。秦汉以下，未有臻斯理也。

又述他的话道：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异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

又说：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

程颢有《陈治法十事》，中说：

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赖以生，非有古今之异，圣人之所必为。……（以下历举“非有古今之异”的事，凡十项。）这班哲学家的问题正是要寻出那“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天理之不可易，人之所赖以生，非有古今之异，圣人之所必为”。

一、天理

谢良佐曾述程颢的话道：“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即是天道：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歉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二句是《荀子·天论》中语）这是“理学”的基本观念。宋明学者常说，“释氏言心，吾儒言理”。心是主观的，理是客观的。这确是一个大区别。但儒与道家又怎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区别了。他们也不讳这种渊源了。

理学或道学至二程而始成立。故程颐常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他们是对于那纯粹主观的禅学作一种反动的抗议，他们要向那客观的宇宙里寻求那有客观的存在的天理。

理只是天下只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

天地之间。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识闻见，经历数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这一个道理，在那里放着来？

这就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天理只是普遍的理­性­。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

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有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这里可注意的是说人与物生时便分得此理，分得那一个“理”。这就是说，理在天地之间，又在人­性­中。人受“命”于天。天理具备，元无歉少。程颢说天理，有最奇特的一点，就是他的“有对论”。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

从这种“有对论”上生出的结论如下：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的论调。有意志有目的的天，不能解释“何以有恶”的问题。自然主义的天，认恶为天理，为“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然后可以解释世间何以有恶。

二、二元的­性­论

“万物莫不有对”是二元论。故程颢论­性­也主张二元论：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自然也。

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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