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像是尽职尽责的律师，它只专注于寻找对客户有利的证据，而不是像严正的法官一样致力于理清事件的真相。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记忆就像过度热心的助理，擅于隐藏甚至销毁不可公之于众的秘密档案。而我们的推理能力也只是在这些负面档案基本销毁后，才有胆量回顾我们的记忆片断。

身为律师的推理能力，对任何有利于它最重要的顾客（我们的自我）的证据全盘接收，记忆则担任助理，被差遣去搜寻更多有利的证据。但任何对自我构成威胁的证据，反而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质询。它们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可信度等，在我们的心理法庭上都要一一受到审查质问。推理能力就这样迅速而漂亮地赢得了官司。我们也许会认为正义和真理终将得以伸张，却刻意忽略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其实是心理法庭上的律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推理能力高明的手腕。假设根据某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我们拥有的某些特质对我们的事业生涯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推理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传闻的伤害。某个研究再现了类似上述的情境，并证明在推理律师看来，顾客永远是对的。

在这个研究里，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要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主题涉及成功地从事法律、医药和商业等专业领域所须具备的条件。研究人员首先安排受试者阅读虚构的人物描述。描述中的人物在研究所的表现参差不齐，且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例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或老幺、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及母亲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等。

假设某位立志成为医生的受试者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信仰天主教，而且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所阅读的人物描述恰好与一位成功的医生有关：这位医生信仰天主教，排行老大，而且母亲是职业­妇­女。

那么，这位受试者是否会认为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里与她相同的部分，正是促使这位医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中与她不同的部分则无关紧要？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反应正是如此。在我们的假设问题里，这位受试者会认为信仰天主教是那位医生成功的关键，而其他两个因素则可以忽略。但是，假如受试者被告知那位医生其实并不成功，那么信仰天主教这个因素转眼间就会变得与成功毫无瓜葛（信仰与成就之间能有什么关系？），而此时在家中的排行以及母亲的工作形态，也即受试者与医生不同的成长背景，突然又会变作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推理律师倾向于根据唾手可得的资料，编造出一套最讨自我欢心且符合自我利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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