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魏晋风度时我们已经提到，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起，很多贤良才俊，都气不太顺，即使无法表示反对，也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后来甚至修炼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而嵇康，跟曹魏宗室还有姻亲关系，更是引经据典，“非汤武而薄周孔”，暗讽夺位不正。

据《资治通鉴》记载：魏齐王曹芳被废后，囚在金镛城，太宰中郎陈留人（今开封陈留）范粲，辞职回家，再也不说一句话，直至老死村野，凡三十六年。三个儿子也不再读书，断绝同外界来往。当时的书为圣贤书，不像现在有《Playboy》什么的，越读越跟现实对不上号，也越痛苦，索­性­复古成原始人得了。

甚至司马家的人也有人鸣不平。高贵乡公曹髦被刺以后，司马炎的叔祖父、太傅司马孚把曹髦抱在腿上，放声大哭：“刺杀陛下，是我的罪。”末帝曹奂逊位后前往金镛城（在洛阳城北，奉为卫城后，改为关押要犯之地），司马孚又是叩拜送别，紧握曹奂的手呜咽流泪，说：“我死那天，仍是曹魏忠贞不贰的纯臣。”

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时候杀掉一批###者，是必要的。要不然天下汹汹议之，必然造成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不安。司马懿、司马昭时就大张杀伐，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等跟曹家有些亲戚关系的，也被杀掉。曹魏时的头脸人物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但问题是杀掉之后呢？司马氏仍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主义”来统一思想，收服人心。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这也是司马昭一直迟迟不敢下手夺过皇冠的原因。

到了司马炎，心里也发虚。此前历朝治国讲求以“忠孝治天下”，为国尽忠，为家尽孝。而在晋朝，“忠”没法说出口了，只能提“以孝治天下”。因为一讲“忠”，司马氏就不能自圆其说。既然不讲尽忠，正面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就没有了。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久就能看出来，胡乱一起，立即人心四散，各奔前程、各为其主去了。像王谢等有风向标意义的高门大族，也多是只知有其家，不知有其国。换个皇帝，换个朝代，照样锦衣玉食，小酒喝着，小­肉­吃着。

没有网罗到真正的持身中正、德才兼备的柱国之才，这不能不说是晋朝立国的最大缺憾。

比较有意思的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陈密，司马炎诏为太子洗马，陈密不­干­，写了一篇著名的《陈情表》，上了目前的中学课本。大意是：您不是提以孝治天下吗，好，我­奶­­奶­病了，我得侍奉她老人家，反正我就是不入朝为您服务。

武帝接表后也是哭笑不得，可又说不出什么，还得准其所陈，嘉其孝义，发个奖状什么的。

——只是，我有点儿不明白：现在的中学课本上这个，到底提倡什么啊？

如上所述，一些大才被杀了，还有些没被杀掉的俊秀之才，都躲到一边去了，或谈玄说妙，或放纵诗酒，或沉溺于濠濮间想，与鱼同乐。还留在朝中的，要么是些在曹魏时代即党附司马氏的结党营私之徒，要么就是见风使舵、铤而走险的宵小之辈，要么就是宗室后党一派，另外再点缀些道貌岸然的花瓶之士。以这些人参政谋国，武帝司马炎也真是晦气当头了，只是他身在晦中不知晦而已。

我们简单地数一数在武帝朝位至三公、宰辅位置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能知道个大概。

贾充、王沈、荀勖等一直受重用，被武帝依为腹心。《晋书》指贾充“谄谀陋质，刀笔常材”，“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然犹身极宠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282年贾充死后，朝臣建议谥为“荒”，武帝硬是不让，直接指定为“武”，遂为鲁武公。

而王沈、荀勖原来都是曹魏帝国权臣曹爽的掾属，曹爽被诛，立即就投到司马氏这边来了。他们都能被免责，可见都不是什么忠于主人的主儿。

王沈还算个文人，“好书，善属文”，曾和阮籍等撰《魏书》，只是多为时讳，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实录史事。真应了文人无行的老话儿，王沈直接就是个告密者，“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

而荀勖和王沈比也不差。荀勖是钟会的堂外甥，从小就在钟会家里长大。司马昭平常十分宠信钟会，钟会伐蜀后谋反的报告打到司马昭这里，司马昭本不太相信。荀勖即上前说：“钟会虽受君恩，但其秉­性­不是见德思义的人，陛下还是早做准备的好。”司马昭于是西进长安弹压。由此也可见荀勖是什么样的人。等到平了钟会，荀勖也因其“远见卓识”，受到宠信，掌了政府机要。

在平钟会过程中，卫瓘立了大功。当时卫瓘以廷尉卿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行镇西军司。蜀平之后，卫瓘即设计斩杀邓艾、钟会。

当时，大功既成，邓艾“承制”（代表皇帝行事）封拜诸将。钟会一看，密与卫瓘表奏邓艾不轨，等诏书一来，钟会即派遣卫瓘去收拾邓艾。钟会的小九九是卫瓘兵少，才一千来人，肯定会为邓艾所杀。然后，自己再以邓艾滥杀大将为罪名，称诏加罪邓艾。

卫瓘也不是善茬儿，一看就知道这是钟会借刀杀人之计。可没办法，硬着头皮连夜赶往成都，趁邓艾还在睡觉，持诏召集邓艾诸将，威胁加利诱：我这是代表皇帝行事，站到这边的就加官晋爵，敢有不来者诛及三族。邓艾诸将本无反心，当然不敢对抗。于是卫瓘带兵把正在睡梦中的邓艾父子摁住，收于槛车。诸将一看事儿闹大了，不­干­。卫瓘于是用其一手龙飞凤舞的章草，现场作了一篇奏文，展示给大家看：我将向丞相司马昭申明邓艾并无二心。诸将这才稳定下来。

而钟会一看未达到目的，也赶过来了，顺势先从邓艾下手，囚执邓艾军中大将胡烈等，准备杀掉。卫瓘假装上厕所，密告胡烈手下，立马宣语三军，说钟会谋反，赶快反击，不然命不可保。自己上完厕所，假装没事儿一样，继续和钟会周旋。但夜里不敢睡觉，“横刀膝上”。当时邓艾诸军一看将帅被执，准备进攻钟会。钟会只好派卫瓘去安抚，卫瓘正中下怀，趁机出奔。卫瓘刚走，钟会就回过味来，立即派兵去追。

卫瓘是个演技派，比现在实力派演员强多了。一听说钟会要追回自己，“辞眩疾动，诈仆地。比出阁，数十骑追之。瓘至外解，服盐汤，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笃。”钟会派亲信及医生去看，都说病得不行了，钟会信以为真。卫瓘一到营地，立即作檄书宣告邓艾诸军，攻击钟会，把钟会及其亲兵将领全部杀掉。

邓艾本营将士，一看钟会已死，打开槛车把邓艾放出，奔向成都。卫瓘一看机会来了，派兵夜袭，击斩邓艾父子。

这样，邓艾钟会平蜀之功，全落在了卫瓘头上。卫瓘因功除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寻迁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武帝时，晋爵为公，出为州牧，入为尚书令、司空。

卫瓘如此行事，人称“杜武库”的杜预看得十分真切，当时就对众人说：“伯玉（卫瓘字）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后来，卫瓘果然死于非命。

可杜预也不是没毛病。杜预老父杜恕，官至曹魏幽州刺史，与当权派司马懿不对眼儿，被后者幽死。但司马昭嗣立后，杜预娶了帝妹高陆公主。为功名利禄，进仕于杀父仇人，怎么看也是人­性­污点。

晋初所任重量级人物，大多这样。“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除此之外，就是外戚。

竹林名士山涛是司马懿穆皇后的中表亲，钟会为乱时，武帝派其镇邺城，因为当时曹魏王公都在那儿，派亲信看紧了。还有司马炎的铁杆拥趸羊琇，和羊祜是族兄弟，也是司马师献皇后的从父弟，居中护军、散骑常侍十多年，典禁兵，掌机要。

其他晋初###级人物，如石苞、郑冲、王祥、荀、何曾、陈骞等，《晋书》都有传，可翻来翻去，也看不出做过什么大事，这些人要么是乡愿之徒，要么是苟合之士，都没有什么大能耐，更非柱国之才，但当时名气都不小，郑冲、荀等曾做《论语集解》，何曾、王祥以孝行名重于世。司马炎用他们，主要是压压阵势。

这些人哪一个是可以托孤寄命的人？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乏大才，关键要看开业者、用人者的心量大小，能不能用。羊祜就是大才，可谋伐十年，也未能亲历克吴之功。傅玄、刘毅历任司隶校尉，掌谏职多年，于时事多有劝谏。可刘毅太直肠子了，说话不给武帝面子，到死也没有弄个公辅­干­­干­。

司马炎用人如此，当时就有人觉得很有毛病。譬如刘颂。

刘颂为汉室之后，世为名家大族，刘颂在淮南相任上曾上疏劝诫武帝：

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藉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颓，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

刘颂真是洞若观火。可是在用人问题上的这个大漏洞，终晋一世都没有修补好。武帝所任的那些皇亲国戚，后来在八王之乱中都化成“重臣”。

我有时想，得国太易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没有经过血与火锻造的思想武器，没有可依为股肱、身经百战的柱国基石，没有推倒重来、秩序再造的德化收心过程，你能得到的也只是个乱摊子。如其这样，司马氏还不如效法“汤武革命”，另立山头打一场，如果真是天命所归，打得过了，一统河山，那就是铁桶江山、真正的开国立基，再也不会像当时这样出现满天飞舞的幺蛾子。

其实任何朝代的开国都一样，平定宇内，宁息四海，既是­肉­体上的消灭、打服、理顺过程，也是思想上的收心、归化过程，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司马氏开国如此，连后来兴师作乱的胡羯石勒都看不上。石勒说，我即使比不上刘邦，也不会像司马氏父子那样，以狐媚惑主欺人家孤儿寡­妇­弄得江山。

到东晋朝时，王导王丞相给小皇帝成帝司马衍讲述司马氏得天下之由，“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世说新语》“尤悔”篇）吓得司马衍把头捂到被子里，说：真要像您所说的，晋祚怎么可能会长久？

实际上，开国规模基本上奠定了后世的方向和作为。得国基础太薄，很少有人会尊重这个政权，更不会想办法去维护这个政权。不仅五胡相继作乱时振振有词，就是晋朝内部，也经常有实力派想效法司马氏，顺带着把政权弄到自己兜里。

东晋如此，相继受禅得位的宋齐梁陈四朝都未脱离这个轨道。

刘宋朝末帝顺帝刘准经历过朝代更迭，深有体会。元徽五年（公元477年），十一岁的刘准在权臣萧道成的拥立下即位，刚过两年，即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要求刘准禅位，派中领军、常侍王敬则率军进宫取印。刘准吓得腿直哆嗦，问道：我还能活吗？

王敬则的回答堪称经典：“您只是换个地方住，就跟当年你们刘家对司马家做的一样。”刘准感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同年四月，禅位与萧道成，五月被害，享年十三岁。

权臣们像寄居蟹一样寄生在旧朝体内，吸血长成，等到旧政权只剩下空壳，即取而代之。这些看似闹剧的一幕幕，也使得这些前赴后继的政权，看着气势宏伟，实际上都是纸糊的房子，稍微有一阵风吹雨打，就土崩瓦解，散为一地­鸡­毛。

缝缝补补，再过三年

不过，司马炎虽然比不上那些雄猜之君，但也绝非庸碌无为、得过且过之辈。

《晋书?武帝纪》称司马炎“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

实际上，也正是司马炎宇量弘厚，才逐渐让举国上下因多年离乱、分裂及司马氏得国不正而堆积的躁气、佞气、怒气、怨气平息下来，也才使得原来漂如浮萍的帝国根基，逐渐有所着落。

司马炎开国伊始，即诏令“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又诏“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不久，连曹魏以来的汉室禁锢也解除了。

史载高阳（河北高阳）人许奇在武帝时为太常丞，而许奇老父许允为文王司马昭所杀。司马炎经常要去太庙搞点儿烧香磕头等迷信活动什么的，朝中大臣议论：许奇是受害之门，万不可让他接近左右，还是让他远离京城、到封国藩镇去做“长史”吧。但司马炎不同意，说许允素有人望，而许奇也是难得人才，不仅没有让其到外地去，反而擢升为祠部郎。

嵇康父子也是如此。嵇康被司马昭杀后，其子嵇绍也由执掌吏部的山涛山巨源引见，在武帝惠帝朝做了侍中。这也是个皇帝身边的位置。

让有杀父之仇的人近侍身旁，没有恢弘气度，放到现在，也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武帝的气量。

282年，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天神，礼毕，问司隶校尉（约相当于京都保安司令兼纪检委书记）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

估计司马炎心里想的不是高祖武帝，也是文帝景帝什么的，没想到刘毅回答：“桓帝、灵帝。”这二位爷差不多也算亡国之君了。司马炎很吃惊，问道：“怎么会到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桓帝之世虽卖官售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售爵，却中饱私囊。”司马炎虽不高兴，但还是自我解嘲说：“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还比桓灵二帝贤明。”

在对待曹魏逊帝曹奂、俘虏来的吴蜀二末帝刘禅孙皓的态度上，司马炎犹不失仁者之风。这几位爷，都是王侯封着，锦衣玉食供养着，得终天年。特别是曹魏王室，司马炎受禅当时，即“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过了不久，又“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还“除魏氏宗室禁锢”。

我觉得曹奂这小日子，应该过得比当皇帝时成天担惊受怕好多了。

刘禅孙皓也不差。司马炎曾诏“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孙皓降后，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

难怪刘禅在洛阳都有点儿“乐不思蜀”了。

正是武帝的不失厚道，才逐渐消除了由司马昭大肆诛杀曹魏旧臣给大家留下的­阴­影，也逐渐使社会平息议论，人心渐渐收拢到晋统中来，国家逐渐进入正轨。

《武帝纪》虽然对武帝多所诟病，也不得不称赞武帝此举十分明智：“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

司马炎宽厚包容，与大臣们相处也比较随和。

《资治通鉴》载泰始八年（272年）的一件事：

贾充与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喝高了，与贾充发生争执。贾充说：“父老不归供养，你真是无天无地！”没想到庾纯也不客气，反­唇­相讥：“高贵乡公何在？”

一说人不孝，一说人不忠，针尖对麦芒，针针见血。

高贵乡公即曹髦，“高贵乡公何在？”虽说的是贾充，但也是戳司马炎老爹司马昭伤疤的一件事，犯了大忌了。贾充气得脸­色­铁青，上表解职，把皮球踢给武帝，意思是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司马家，看你怎么处理吧。庾纯也觉得话说过了，说完之后自己都追悔莫及，上表自劾。

武帝一开始也气愤，诏免庾纯官职，下部议怎么处分。侍中、大司马石苞认为庾纯荣官忘亲，当除名；而齐王攸等则认为庾纯于礼律未有违。于是，武帝又复以庾纯为国子祭酒，并未怪罪。

还有一次是司马炎和大臣喝酒，司空、尚书令卫瓘借酒劲儿趋帝座前，拍拍武帝的龙椅，说：“此座可惜。”意思是你那太子配不上这个位子。这是什么话，武帝也只说了句：“你喝高了。”

这些都是司马炎得之于宽厚之处。

按司马炎的做派，我估计武帝可能是想效法古代那些包容四海、统驭万方的仁君。

在开国之初，司马炎即“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在差”；又诏“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当时有司曾经奏说武帝所乘御牛车的青丝纼断了，武帝说那就以青麻代之。另诏“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