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椰包长得粗粗长长，本地人叫其“牛卵坨”。***

猴牯佬，是个走南闯北的木匠。走的地方多，见多识广，也就学会了一些油腔滑调，见到漂亮的妹子总要调**。

秀姑回头一看，来人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脸皮一红，答：“采牛卵坨，就是要会郎啰。”猴牯佬一听有意思，赶紧放下木匠家什歇一肩。挑逗说：“你等郎可是等我哟？”“等你，也可以呀。”猴牯佬仔细打量，秀姑姑娘身材苗条，脸­色­酡红，立在那儿真像仙女一般。

“哎呀，天呀，你生的这么漂亮，当真的是仙女下凡。”猴牯佬早已按捺不住，事完后，秀姑气喘吁吁地说：“我要你去我家，天天陪我。”“巴不得。”猴牯佬气喘吁吁地答应。

果然，这位回家省亲的风流木匠，当天就兴高采烈跟随秀姑上了角石寨。十天后，秀姑又亲自把猴牯佬送下山，一直送到猴牯佬家的岭背上……

六、廖秀姑顾虑很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如何评价不劫钱，不劫粮，只劫男人，会左右打枪，枪法特别准，搞不好就会杀人……

渐渐地，秀姑的名声大了。人们的口传中，她已经改名为蔡秀姑或赖秀姑。

经过千人万口，她被越传越美，越传越神，许多风流男人都巴不得能被劫持，把上角石寨作为口头禅，作为打赌的条款。可是，多少话说过了，多少年过去了，却始终没有一个风流男人敢把自己送上角石寨去被“劫持”。其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人们传说她虽然美丽如狐，却杀人如麻。

还有一种传说，数十年间，蔡秀姑只杀过一个人，就是猴牯佬。

猴牯佬来往于角石寨，混得比较熟悉。最后一次，是不辞而别，他乘蔡秀姑大意之际，偷窃了她珍藏的二百块银元。这二百块银元是蔡秀姑始终珍藏的党费，在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没有动用，任何人也不允许擅自动用。

偷窃党费是一种叛变，叛变的人就是叛徒。通过侦察，蔡秀姑得知猴牯佬躲藏在百里之外的方太乡某山村，帮人做木工打家俱。

后来，人们传说某天夜间，猴牯佬突患急病莫名其妙地死了，也有人说他是被人暗算了，猴牯佬的尸体运回了大山里。

真实的况是，廖秀姑是解放后去世的。

在那­阴­暗潮湿的大山里长期生活，廖秀姑与“丈夫”曾祥伟，起初交叉感染了滴虫病，后来曾祥伟老伤复，不久，二人又都传染上了肺病，时而咳出血丝。为了治病，曾祥伟潜往山下，在县城边上租屋居住，一边治病，一边摆个小摊作掩护。

因为害怕暴露身份及某种心理因素，廖秀姑始终坚持不肯下山治病，只是依靠曾祥伟隔三差五送药上山，久而久之，延误治疗，病加重，身体日见虚弱。

病重期间，曾祥伟常常守候在她身边。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兴国，曾祥伟几次到角石寨传递消息，动员蔡秀姑一起寻找组织，恢复关系。

解放军也就是当年的红军。生命中最苦最苦的时候，这是她心目中最后的一线希望。她盼望红军回来，那是她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队伍，那是她唯一的亲人――弟弟所在的队伍。

可是，廖秀姑顾虑很深，在太长的等待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如何评价。

她谁都怕。终于，廖秀姑没有出山。

红军回来了。却没有听说弟弟回到兴国，她心中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廖秀姑抑郁而死。那是在1950年初，死时，只有她一个人在角石寨煎熬着最后的时刻。数日后，曾祥伟来到山上，她的尸体旁边一只布包还包着那枚苏维埃的红印。他叹了一口气，将印章与尸体一块，埋葬在角石寨后通往峰顶的路边，没有墓碑。

之后，曾祥伟永远地离开了角石寨。遵守对廖秀姑立下的诺，他把这故事埋藏心内，直至今日。

那是一片斜斜的陡坡，坡上一丛丛绿茵茵的荆棘蓬蓬勃勃，特别繁茂。我知道，这是廖秀姑的坟墓，也是另两名红军战士的坟墓。

没来由，坟墓旁陡起一阵旋风，四下里，几片树叶缠缠绵绵地旋转，似一簇未亡的灵魂！在坟前，我鞠了三个躬，低头站了很久很久，向一些远年的魂灵祭奠……

1.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1）

( 一、革命就是考验，**员一切都是组织的，哪顾得了自己石板路旁，几株梅花，暗渡清香。ww***

那是1929年早春，14岁的彭国涛一早起来，挑着一担茶水，跟随当教师的父亲，去迎接一支长途奔袭而来的队伍。父亲彭澎，明里是教师，暗里担任**宁都县委军事部长。他告诉她：这支队伍叫红军，打仗非常厉害，其领叫“猪毛（朱毛）”。

红军真的红眉绿眼？彭国涛有点害怕，她久闻红军青面獠牙，生食人­肉­。听说红军要来，国民党宁都县的县长赖世琮，早已望风而逃。

在县城南边十余里的石榴排，彭国涛见到了红军，却是些普通的人，有些失望。口­干­舌燥的红军队伍，似一条吸水的大龙，把满满两担茶水喝得­精­光。这支队伍被引进县城。当天，红军领“朱毛”、陈毅等人，在城西温屋接见了他们。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处处受敌，疲于奔命，疲惫不堪。

“朱毛”告诉彭澎：红军很需要银元、粮食，以及各种日用物品。ww

需要多少钱呢？

红军说了个数目：最好能筹集5000块大洋。

要这么多钱呀？

从没接触过钱的她，以为那是个天文数字。由此，她第一次学做群众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向四邻八乡的老表们宣传**、红军闹革命的宗旨。没想到，竟然很快筹集到银元5500块、土布300匹、草鞋和袜子各7000双……

“朱毛”这名字响彻湘赣，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军长朱德，一个是政治委员**。红军得到如愿的支援，军容大整，**说彭澎工作能力很强。接下来，动群众，创办学习班，在县城上西门温家屋召开会议，成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亲自任命彭澎为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苏区宁都红­色­政权的第一任县长。

彭澎的“县长”，只执政十几天。5月上旬当选任命，5月中旬，红军离开宁都，彭澎便兼任宁都县游击队队长，带领县游击队转移到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翌年7月，彭澎被捕。

彭国涛过早地介入革命，也过早地介入了痛苦。初阅人世，有两件事系着两条命，令她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1929年初冬，骤冷的气温使人难以适应，彭国涛的弟弟彭寿平，突然不吃不喝，患了“哑口症”（白喉）。这在缺医少药的当时，就是大病。她与母亲陈氏苦守，巴望父亲归来。

那天，是12月8日。宁都县革命史上，一个著名的日子。彭澎与游击队副队长肖大鹏（后任红20军代理军长）等人带领游击队打进县城。当时，游击队有300多人，160多支枪，经周密布置，游击队一举捣毁县衙门，营救出关押在监狱的王俊的夫人及其他战友。

黑暗如墨的夜，三双眼睛似三对磷火，微弱地闪烁着，父亲一天一夜未归，弟弟的双眼，便在与妈妈、姐姐的对望中，永远闭上了。

彭澎回家，母亲抱着弟弟的尸体，泼命大哭，怨声不止。抚着独子尸体，彭澎愧疚不已，却并不悔错，哽声说：“这就是考验，我是**员，一切都是组织的，哪顾得了自己！”考验，考验！面对生死，这两个字，彭国涛记了一辈子。

接下来的还是考验，更让她永生不忘，那是眼见父亲绑赴刑场，壮烈牺牲。

游击战争，风餐露宿，彭澎积劳成疾，左腿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战斗中时常作，翌年7月的一天，队伍转战湛田乡李家坊，与大股敌人交火。彭澎行走不便，被敌人抓获，押送期间，却被会同区的群众抢救回来。

白军知其腿脚不便，行走不远，派兵轮番搜索一周，仍无结果。遂将会同区桐口、腰田、桃枝等村村民，集中于桐口村真君庙前，声再不交出彭澎，烧毁全部房屋，枪毙所有村民……这时，彭澎突然从真君庙神座下挺身而出，大吼：

“彭澎在这里！”重新入狱，历经十几种酷刑，身残伤重的彭澎以死抗敌，他脱下身上唯一的毛衣，请送饭的牢卒换一包砒霜。毛衣是贵重物品，牢卒贪图毛衣，又惧怕死人，给他一包掺假的砒霜，彭澎服用后只落得个半死不活，被转押入县城大狱。

2.永远的考验：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2）

( 4个月毒刑。***彭澎拒绝利诱，坚贞不屈。

为了儆戒民众，处决政治犯时，当政者喜欢搞公审大会。那年11月16日，一乘滑杆竹轿，抬着已经气息奄奄的彭澎，进入人群云集的县城体育场。

体育场北面司令台，台下，彭国涛用破衣遮头，隐在攒动的人群中，咬着嘴­唇­目睹父亲的惨死。

县清乡委员会主任邱伦才，站在台上，口沫飞溅，历数彭澎的革命“恶迹”，然后，煽动地大声吆喝：“大家说，像这样的坏人，要不要杀掉呀？”一些事先组织好的人，大声应答：“要杀掉！”混乱中，也有人喊：“不要杀掉！”邱伦才又吆喝：“大家都说要杀掉，是不是？”一位老者就说：“杀他做什么，他现在已经被打成毁人了，还是不要杀！”询问大家，只是个形式，杀肯定要杀的。邱伦才命令刽子手用刑。

刽子手名叫刘炳南，得了36块银元杀人费。为了避邪，他穿一身白纺绸褂子，持一柄三尺长的鬼头大刀上了台。刘炳南是有名的刽子手，力气很大，但这次的活计却不利索，他挥刀猛砍，连续7刀，竟然没有把人杀死。ww

32岁的彭澎，脖子几处血水怒溅，­射­到旁人身上脸上，嘴里仍叽哩咕噜地叫喊：“这，就是考验——”彭国涛昏倒在地。

刽子手的手软，有些慌，台下有人帮忙，嘶喊：“是他背上的标挡住了，要拔掉他背上的标，要拔标！”刽子手慌里慌张拔标，再砍，第8刀就把头砍下来了。

白军把彭澎的尸体拖去喂狗，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展览，7日后，头颅突然不见了，从此，尸骨无寻。

二、在仕途与良心之间，她经受考验选择了后者斩草除根，搜捕在继续进行，考验在顺序延伸。母亲被捕入狱，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四处漂零，躲藏到大山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1931年，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找到了“野人”彭国涛。

**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牵着这位烈士遗孤，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

那年，她16岁，加入“共青团”，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长。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十几里方圆。

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打草鞋、慰问红军、护理伤兵……踏着父亲的足迹，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似有两条生命，风风火火地工作。很快，会同区苏维埃成为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仲夏，一个月黑风高夜，乘苏区边缘空虚之机，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见人就杀。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仗着身子灵巧，逃得一条­性­命。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命丧黄泉。

为了阻挡白军入侵，为了报仇，就要有强大的红军。

此后，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上级说：苏区能否生存、巩固，就在于红军的多寡。必须不断地扩红，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苏维埃就胜利了。

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只是走村串户，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红­色­政权没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撤离了中央苏区，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跟随离开。

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一走就走了十几年。

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她又成为当局追捕重点，似一条孤魂，在大山间飘泊，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

时光在游荡中消失，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人就会想到死，想到死时她就会想到“考验”，既然是考验，那就要活着，即使是为了考验。

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一般人家的女子，十六七岁嫁人，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因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

在亲属的撮合下，四处流浪的她，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姓黄，名叫黄国文，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