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的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

不过对于邓先生，虽然只是由于“闻”，我还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由读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旧话说是“博雅”。我尤其喜欢读他的《骨董琐记》，随便翻翻就会感到，他读书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经正史以至杂记小说，几乎无所不读。所读多的结果自然是知识渊博，纵贯古今，由军政大事以至里巷琐闻，也几乎是无所不知。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还有行文方面，虽然看似末节，也应该说一说，是用文言，确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后，有些人用文言写，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54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处见第100页：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一九三六年八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八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一九五四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1960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60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余，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