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转到说上面提及的第二点印象,不甘寂寞。我有时想,他不写这些,主要还不是因为精力不够,而是对社会活动更有兴趣。比如他陆续担任了很多工作,得了很多头衔,政协、文史馆、文化教育、文字改革、佛教、画院,等等,都有他。他还勤勉,不是述而不作,比如文字改革,他热心参与制定方案的细节;佛学,我代编《现代佛学》的时期,他常常送来文章。此外,他应酬当然很多,旧相识,新相识,不少人会求他写、画,他似乎都不拒绝。
不甘寂寞,对他自己说,有好处,是换来不寂寞,在家有客来,出门有事做,而且报上常见自己的名字。但也带来不小的麻烦,是1957年,整风时期,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其时他已经年近八十,指定地点去劳动的危险没有了,也许不免于受批判吧?这之后,推想只好闭门思过,甘于寂寞了。如果想听他谈些掌故,求他写字作画,确是个好机会,只是很少人敢这样不划清界限。吾从众,也就很久没去看他。
以上拉杂地谈了许多琐事,剩下一项重要的还没说,是悼词中说的“民族气节”“爱国”。我想这是指他多年以来不同祸国害民的势力合作。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他说,为了毛公鼎,他住过监狱,详情怎样我不知道,总之是他没有走洪承畴一条路。他有时谈起他的政场经历,总是表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人,这可以证明他一贯是“大事聪明”。大事聪明,零零碎碎的也必致做些正事。在这方面,没听他谈过什么,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件。这是1933年编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记载的:“(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哲闻我校研究所国学门收藏文物甚富,即欲移置分散,而撤销此门。主任沈兼士以多年心血势将隳于一旦,疾首痛心,彷徨无计。时旧同学仕学馆毕业生叶恭绰方致仕居北京,闻其事,愿任保护之责。以哲曾为其下僚,即使人往告哲:‘我愿主持斯局。’哲不得不应。遂更其名为国学研究馆,直隶所谓京师大学校,而以恭绰为馆长。然非哲所始愿,故故靳其经费,月所给仅五百元。恭绰任维护之责近一年,费所不足,则出私囊以补之。馆中文物之得免于散失,恭绰之力也。”
关于气节,又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他的字,同他熟了,当然想求他写一些。其时他还不忙,客厅一角一个大书桌上堆许多宣纸,其中有些是已经写了画了的,让我挑。我拿了几件,有画有字。画都是竹子,其中一幅风竹很精。字有一直幅,是写他自己的述志诗,词句是:
历劫空存不坏身??廿年恒避庾公尘
未曾饿死还全节??也算堂堂地做人
一九五三年元旦试笔
以下用较小的字写长跋:
宋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颇为近人诟病。余意此指是非善恶,且括男女而言,非专说女为男守节也。又宋人云,纵使饿死,也须还我堂堂地做人,自是不刊之论。余少所服膺,今七十三矣,守此以没,其庶几乎?遐翁。
守此以没,即使这只是说说,也总是“老骥伏枥”吧?
1957年之后,听说不很久,幸而摘掉“右派”的帽子,记得在什么报上还见过他的诗。那年月,生活以谨慎为上,我终于没有再去看他。又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昔日的高官,大收藏家,摘帽右派,推想不会不抄家吧?追悼会的悼词证明,遭受恐怕比抄家还厉害。但过了一纪,终于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想来他如果有知,也可以平静地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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