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生气了？郏昂慢慢松开了手。我不喜欢不尊重女人的男人，不习惯和他们在一块儿。她平静地拿起挎包往外走。好了，不开玩笑了，等等，我送你。郏昂忙拿起头盔追到院子里，推起了摩托：坐吧，黄小姐。她斜睨着看了看他，淡淡一笑走了过来。摩托发动了，她抱着他的腰也坐好了。平平，你真有手段。我白白为你效劳无数次了，可还上当。你可以不效劳不上当嘛。她笑着。可我是傻瓜，心甘情愿上当受骗，你去哪儿找我这样的好傻瓜。遍地都是傻瓜——你们男人都是傻瓜。摩托突突突开动了，还没出院门又停了。黄小姐，我今儿想效劳也轮不上了，你的“拉菲克”来接你了。一辆小汽车驰进院子停下，从里面钻出个形象敦厚的男子，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手中还拿着一束鲜花。台湾同胞春节联欢会上，他被人介绍着来到她身边。她站起来，大方地伸出手：我正想采访您呢。两人握手了，他的手和他整个人一样，客气的、和善的，手厚大­干­燥，热情友好，但又握得松松的，很礼貌。自己的手在他手中可以随意停留、抽走或在里面恣肆活动，就像她本人到了一个宽厚的环境中，挥着手任意歌唱，跑动。她变成一条不怕旱的小鲤鱼，钻进一个大鸭绒被里，尽情地游来游去。在其他男人那里，她从未有过如此舒服的感觉，有的男人的手强悍有力，让她感到容易受伤；有的握得太紧，含有欲望，她在一瞬间就有了不能随意抽动的受限制感；有的手小，让她感到不宽厚；有的手潮热，她不愿受男人汗的“玷污”；有的手太随便，让她感到不庄重；有的手又太洒脱，一握便撂，毫无亲切感……这一握手使她永远记住了他。翁伯云，三十四岁，原籍台湾，从小入美国籍，建筑学博士，1981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未婚。从此，他就经常打电话给她或请她吃饭，或请她去公园游玩，大多数情况只问问好，每次见面必送一束鲜花。她认识的男人中，他第一个关心询问她的生日，那天他坐小轿车来了，一个花篮，一个生日大蛋糕，他两手提着站在她面前，敦厚善良地微笑着。“真热。”她一上车就说。“噢，请司机开开冷气。”翁伯云对前面很客气地说。“没想到你来，也不事先打个电话。”她不满地嗔道。“我打了，你不在办公室。”翁伯云解释道。“这是去哪儿啊？”“上午，政协礼堂有个舞会，我想请你去，我刚从那里过来。”“你不知道我有事？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越发不满了。“现在不是在征求吗？”温和敦厚地笑着，永远不急不恼。“征求什么，车都坐上了。”“你要有事就办事去吧，我送你。”黄平平瞟了他一眼，禁不住扑哧笑了：“那我偏不去办事了，去参加舞会。”“那太好了。”“舞会上女人们都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没有研究。……好像白裙子多一些吧。”“怎么这样粗心大意，不注意观察？”“因为……我不是记者呀。”他说完这话不由得笑了，然后搔了搔头，“除了黑­色­没有，其他颜­色­都有。”“正好顺路，送我回家一趟，换换衣服。我这一身邋遢，能跳舞吗？”停车，进家，出来，上车，换了一身黑，黑的短袖弹力衫，黑的斜白道的裙子。“独特吗？”她很舒服地在座椅上颠了颠。“独特。”“你怎么事事随着我？”“我没有必要不随着你。”她开心地笑了：“就会随声附和。文不死谏，那你是忠臣还是­奸­臣啊？”“当然是忠臣。”她格格格地大笑，用力冲他大腿捶了两下。“好了，不说废话了，我给你讲讲这几天的事吧。”好一会儿，她笑够了，抖了抖头发，认真说道。“讲吧。”“这么冷淡？”“没有冷淡，我很想听。”她瞟他一眼，又扑哧一笑讲开了。一个人事喧嚣的世界。大楼，一个个办公室，上级，同事，采访对象，男人们的微笑，女人们的嫉妒。她小孩做游戏一样使用着各种聪明，搭着五颜六­色­的积木。她快乐，别人也跟着快乐；她单纯，别人也以为她单纯；都是麻烦事，遇到她都不麻烦。她的小手从小就能把乱糟糟缠成一团的毛线理开。又有乱线团了，你们别弄，让我来吧。她会嚷着跑过去，从母亲或祁阿姨那里夺过线团在小板凳上静静地坐下，左右看看，上下看看，这么一理，那么一顺，咝咝咝地把一根长线无尽头地抻了出来，抻得畅快极了。她现在更灵了，理人际关系。一个关系一条线，一堆关系一堆线，无数关系无数线，人人被困得喘不过气来，她却在里面理来顺去，源源不断地抻出自己的长线来，悠悠地，得意得很。哪儿矛盾多，人际关系复杂，哪儿就是她如鱼得水的地方。翁伯云含笑听着，欣赏她的聪明，像欣赏最­精­彩的艺术，欣赏儿童出众的智慧。常常会快活地笑起来：是吗？真有办法。你从哪儿学来这些聪明？赞叹不已。隔几天不这样向他讲一堆啰啰嗦嗦的生活流水账，她就憋闷得慌，她在一切人面前装样子，惟有对他可以畅谈。翁伯云呢，隔几天不听她嗡嗡上一耳朵，也觉得少了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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