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民国九年(引者注：一九二○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在座。……”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周佛海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锋〔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引者注：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一九二○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二十三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第五部分：响应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一九一九年春到一九二○年底，中国便有一千五百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的是张申府。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他不是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从一九二一年二月算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一九二三年以后）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冬回国。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一九二一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后来他们慢慢进步，回国后才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周恩来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号，驶往法国的。
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中的一个。比起同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成熟，因为他已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受到炙烤——曾经东渡扶桑，也曾身陷囹圄，还曾与李大钊有过交往……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连他自己也曾这么说过：“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五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过，他出生在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字翔宇，后来他常用的笔名“飞飞”也就取意于“翔宇”。至于他另一个常用笔名“伍豪”，则是因为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十二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东北沈阳去。十五岁的时候，又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环境的不断变换，使他眼界大开，而且养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十九岁那年，他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在途中细看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从此，他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一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卷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二十一岁的周恩来终于下决心归国。他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回来，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讲话，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后来他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七日，将近半年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他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黑沉沉的国度。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到欧洲去……他原本是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法国的生活费用要省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周恩来在一九二二年三月致天津觉悟社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甚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以下简作Ｃ保椋螅)也就够了……“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眎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安妥了我的目标。……”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信中所说的“Ｃommunism”，亦即共产主义。
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1
一九二○年五月九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前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内中有一位十九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人，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后来，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十二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当赵世炎一九二三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同行者正巧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各取一九○五年十二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为自己的俄文名字。赵世炎取了阿拉金作为自己在俄国使用的名字。赵家是多子女家庭。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十三岁之前，赵世炎在四川酉阳度过童年，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一九一四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和四哥赵世琨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而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赵世炎上中学时，很喜欢英语课。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使他受益匪浅。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推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炎在一九一七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五月七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这年七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一九二○年四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他在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一九二二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亲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便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也就在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一九六○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2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陈公培在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二四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去世。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一九二○年十二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一九六一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抵达法国。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李立三这么回忆：“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棱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第六部分：聚首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B同志”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итинскии。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前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俄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他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一九二一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张国焘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张国焘称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这个评价倒是颇为恰当的。
张国焘还忆及维经斯基离华时的情景：“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第六部分：聚首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维经斯基没有回到派他到中国的出发地——苏俄远东门户海参崴，却坐上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
伊尔库茨克是苏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处于安加拉河与伊尔库特河的汇流处。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那在一八九八年建成的西伯利亚大铁道。
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这个远东书记处便设在伊尔库茨克——那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作出的决定。
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维经斯基来华，还负有“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使命。经过他的考察，显然，在上海设立这样的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
维经斯基从中国寄出的报告，以及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关于同朝鲜侨民革命者建立了联系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意识到必须设立负责远东事务的专门机构——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执行局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从莫斯科出发，要坐两周左右的火车才能到达那里，而从那里到海参崴，也得坐十来天的火车。这是一个与莫斯科、与远东各国的联系都不甚方便的所在地。
西伯利亚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维经斯基从结着冰花的玻璃上朝外望去，一片白茫茫。火车在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漫长而单调的旅行生活使他感到疲惫。
离开广州时，他不过穿一件薄毛衣而已。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时，他全身用皮革包裹着——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西伯利亚人，名叫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虽然不过三十五岁，但眼角、前额已有了明显的皱纹，高高的个子，一身军装，披着一件骑兵长大衣，头戴布琼尼式军帽。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
舒米亚茨基已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俄共（布）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
他，一八八六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在贫瘠、严寒的土地上成长的他，十二岁就不得不前往赤塔的铁路工厂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舒米亚茨基在十七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他成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他被沙俄当局通缉。后来他逃亡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一九一三年，二十七岁的他重返祖国，加入了俄共(布)。他成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做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参加过反击高尔察克的战斗。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由此，他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他出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舒米亚茨基诚挚且总是对事业充满信心。他把自己的副手介绍给维经斯基。
他的副手叫明斯克尔，比维经斯基大两岁。明斯克尔也有着曲折的革命经历：他原是乌克兰基辅人。二十一岁时由于参加秘密革命活动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并加入了俄共(布)。他曾被捕，关押了一年。红军游击队救出了他。不久，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负责俄共(布)滨海区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他熟悉了中国的情况。
由于明斯克尔受过革命的严酷考验，又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因此他被调来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
维经斯基是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那位布里亚特族的萨赫扬诺娃，一起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子里。在那儿，维经斯基结识了舒米亚茨基的能干的妻子丽娅·伊萨耶美娜，她主持远东书记处的国际联络部的工作。
还有一位领导人叫布尔蒂。他也坐过牢，参加过与白卫军的斗争。他来到远东书记处之前，是俄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副主席。
从事国际妇女工作的勒柏辛斯卡娅，也调往远东书记处。
据当年在那里从事青年工作的达林回忆，这位后来前往中国上海的勒柏辛斯卡娅，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统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里的工作人员相当多，主要是由四部分人组成：
一、十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英语流利，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二、长期在中国东北(满洲)生活的俄国人——会讲汉语，或者熟悉中国情况；
三、在莫斯科或海参崴的东方研究部门学习过——懂得东方的情况；
四、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党忠诚、可靠，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由这样四部分人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像高效率的雷达，接受着来自远东各国的信息。
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
每一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
人数最多的是朝鲜支部。
不言而喻，维经斯基被分配在中国部工作。参加中国部的还有马马耶夫、阿布拉姆松、库里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德维奇。
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从中国回来的萨赫扬诺娃，转到了蒙藏部工作。
那位曾在广州工作过的佩尔林，则在情报部工作。情报部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工作最为忙碌。
后来，达林被调到中国部，负责中国的共青团工作。
在中国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谁呢?
第六部分：聚首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筹备大会时，他是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成员)。
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显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词说：
“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曾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去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一九二○年四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一九二○年六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
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接着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他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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