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一个厂的生产设备绝对不是泥瓦匠带两个小工砌墙那么简单。懂行的只有我一个，我雇的那三个技校毕业生到了现场比傻子强不了多少，如果靠我们四个想完成这项工程，正应了那部美国片的名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只有一个：彻底砸锅。排骨、红烧­肉­他们跟了我凑热闹，一起到农村看现场，排骨对我说：“你们人不够是不是？要多少我给你找，张百万的施工队正没活­干­着急呢。”张百万就是那个农村致富的先行者，从换大米起家的老张，我曾经给他的包工队当过技术指导，挣外快替叶笙楠还赌债。

我说张百万的施工队还比不上我带的这几个徒弟，我需要的是合格的技术工人，不是跟在牛ρi股后面挥着鞭子唱­骚­曲曲出身的农民大款。技术工人我并不缺，我有那些跟我一起下岗的同事们，他们的冷ρi股至今还冰得我心疼，可是我如今确实需要他们，我相信他们也会跟我一起­干­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把他们都联络起来，让他们成为我这个劳模技术服务公司的骨­干­力量。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下岗了，那些人也就不再存有幻想，只要找到他们，他们也就屁颠屁颠地跑到我的公司来了。他们来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熟悉设备安装技术资料，我给他们半个月时间，熟悉了之后，我要亲自考试，考试合格了，才能上岗，考试不合格，到公司上班可以，只能打杂，工资待遇比旁人低百分之五十。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这帮人­干­这个活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要逼着他们打起­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进来。下岗将近一年，他们有的摆摊，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干­脆整天在家胡混，手艺生疏、­精­神颓废、混秧子打马虎眼这些毛病很难避免。不是我贬低他们，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对他们我太熟悉了，对他们的优点和毛病我就像看我的巴掌一样一目了然。

设备安装合同是在市政府礼堂签订的，外方代表和中方代表都到场了，外方代表我一看不由笑了，正是大流氓哈里克，他见是我­干­这个活儿，一个劲对中方总经理竖大拇指，黄副市长看了，问我：“你们认识？”我说我们过去就合作过，他们公司是瑞典专门搞设备出口生意的，这老外的中国名字叫大流氓。黄副市长说：“这就好，这就好。”

中方经理拿了打印好的合同，这种合同都是事先经过反复协商拟定好的，我们双方签字的那一刻，我的脑子忽然间清醒了，我如今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我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承担法律责任。黄副市长对我也不再是个人帮忙的事儿，我对他有了一份道义责任，如果我­干­砸了，他肯定没法向李副省长交待。对面的中方经理是我们市造纸厂原来的厂长，我们也认识，可是如今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由合同确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跟责任。如果我这活不能按合同要求的时间顺利调试完成并一次试车成功，叶笙楠从银行借来的五十万就打水漂了，所以，拿着了合同我的心反而沉甸甸的。回来的路上，我整理着思路，我眼下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快把那些跟我同时下岗的同事们从­精­神上到技术上还有装备上都武装起来，这个工程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完成。要做好这一切，都需要花钱，叶笙楠给我准备的十万块钱一眨眼工夫就花光了。

我们一起下岗的是三十三个人，应邀到我公司报到的二十四个，再加上我们原来的四个人，刚好二十八个人。我的手段奏效了，半个月后考核，这报到的二十四个人全部达标，当然，这里的达标就是我的标准。我们背着铺盖带着工具设备在合同签订的第五天进驻了现场。黄副市长给我们送行，见到我们这些原来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集中到这个工程上，长长出了一口气：“这下子我就彻底放心了。”

我们确实让他彻底放心了。施工质量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试车一次成功，工期提前了一个月。前来验收的大流氓哈里克对此感到意外，要求跟我们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凡是他们公司进口的设备都由我们公司负责安装。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外国人大方，钱给得多给得及时，只要履行了合同，付款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打磕巴。根据工友们的建议，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和试车的现场到处竖起了“劳模技术服务公司”的大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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