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就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九十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有六十多个，有日本当代学者把这些建在中国的神社称为“侵略神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主义体制中，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大部分佛教宗派都公开宣称支持军国政府侵华国策，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作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一．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与“侵略神社”的设立 ………………………………

二．佛教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 ……………………………………………………

三．佛教及其它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 …………………………………

索 引 …………………………………………………………………………………… 191

目 录(4)

后 记 …………………………………………………………………………………… 198

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1)

侵华迷梦

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大将军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扬言其目的是“直捣大明国”。在民间文人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而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19世纪初的布衣学者佐藤信渊。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以神道教来“宇内混同”（统一世界），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提出日本要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连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出兵顺序都设计好了。随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则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临印度”的狂妄设想。

一、1715年一部侵华戏剧的上演及其轰动

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由来已久。距今四百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提出了较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计划。1577年10月，当时还只是普通武士的丰臣秀吉就对大将军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578年，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率师征伐播磨国时说：“图朝鲜，窥中华，此乃臣之宿志。”在掌握了第一章N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国家大权之后，丰臣秀吉将侵华计划付诸实施。1585年，他在日本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称：“如今已统一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之名声与权势留播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议渡海。”1585年9月3日，丰臣秀吉在一份文书中写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接见朝鲜使节，并要该使节转交他致朝鲜国王的一封信，其中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1592年3月，作为征服中国的第一步，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1592年，丰臣公然叫嚷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直捣大明国”，然后还要“占领天竺（印度）”。当时中国明朝出兵抗日援朝，经过中朝军队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朝鲜，使丰臣秀吉的“奉天皇定都北京”的狂妄计划遭到失败，而大明帝国也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消耗和牺牲。

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使得日本当权者在此后的近三百年中，除小股“倭寇”时常­骚­扰我东南沿海外，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三百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间人士，自发­性­地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有的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和宣泄民众的侵华意念与幻想，有的则通过学术的方式为侵华出谋划策，提出了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并以此对在朝当权者和日本民众施加影响。

其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原为武士，后致力于戏剧创作，成为日本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净琉璃”（一种木偶戏）和“歌舞伎”剧本一百多部，被文学史家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有一部1715年出笼的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戏，名为《国姓爷合战》，是一部大型的历史剧。

所谓“国姓爷”指的是明代的郑成功。郑成功后受南明唐王隆武帝赐明代“国姓”朱，改名成功。《国姓爷合战》就是以郑成功抗清复明、攻打南京城为背景写成的历史剧。然而，该剧本却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其中最严重的是对郑成功形象的歪曲和改造。据史料记载，郑成功，原名郑森，字明俨，父亲郑芝龙曾赴日经商（做鞋子买卖），1624年与日本女子田川翁子生下郑成功。郑成功七岁时离开母亲回到中国，在福建安海读书，十五岁时考中秀才，二十一岁时随父亲郑芝龙到南京，进入国子监读书。1645年回到福建，在福州见到隆武帝朱聿键。隆武帝见郑成功年轻有为，视为知己，遂赐其姓朱，改名成功。这就是中国民间将郑成功称为“国姓爷”的由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小字一官）因在日本参与反对幕府政权的活动，事泄逃到台湾，后建立武装集团，1628年受到明朝招抚。当清兵入闽时，郑芝龙作为明朝在福建的总兵却不战而降，出走北方依附清朝。郑成功不从父命，在厦门和金门一带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清。1653年，在广西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就是历史记载的郑成功生平事迹的大概。

而在《国姓爷合战》中，近松门左卫门却把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写成了日本武士。胡说他是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以后才回到中国，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文名字“和藤内”。所谓“和”就是日本，“藤”字和当时日本称呼中国的“唐”字在日本语中都读作“とぅ”，而“和”字在前、“藤”（唐）字在后，明显具有突出强调郑成功的日本人身份的意图，“和藤内”也许就是近松所谓的“国姓”的真正含义。在《国姓爷合战》中，“和藤内”和父母一同去“大明国”，在大明国靠着日本武士的神威，打败鞑靼（清）兵，攻陷南京城，城内明将与“和藤内”合作，并拥戴“和藤内”为“延平王”。在近松笔下，这位“国姓爷”——“和藤内”——完全是一个日本武士的化身，他口口声声自称“我们日本人”，他来中国的目的实际上也不是抗清扶明，而完全是为扬日本之国威，并图谋在中国实施日本的统治。关于这一点，剧本中有露骨的描写。在第二幕第一场戏中，“和藤内”在退潮的海滩上看到鹬蚌相争的情景，不禁感慨道：

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2)

让两雄交兵，乘虚而攻之，此乃兵法奥秘。……听说在父亲老一官的生国，大明和鞑靼双方正在战斗，这岂不是鹬蚌相争吗？好！现在就到中国去，用方才领悟的兵法奥秘，攻其不备，大明和鞑靼两国的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的吗？

作者接着使用旁白，做点题之语：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西渡中国、荡平大明和鞑靼、名扬异国和本朝、被称为延平王的国姓爷。

图1《国姓爷合战》剧照剧本特别注意表现这位被称为“国姓爷”的和藤内是作为日本人来与中国人打仗的。例如第二场中和藤内对中国的残兵败将说道：“喂！纵然你们人多势众，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生国是大日本”；和藤内还摸着老虎的脊背说：“你们污蔑日本是小国，可是你们看看日本人的本领！连老虎都害怕我们，看到了吗？”这位“和藤内”靠了母亲从日本带来的神符，靠了“天照大神的威德”，在中国耀武扬威，连猛虎遇到他都吓得打哆嗦，更何况是中国的士兵，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降伏。和藤内命令中国的降兵败将全都剃成日本式的月牙头，穿上和服，并改换成日本式的姓名，然后接受他的检阅和指挥。并对中国将领发令训话——

你们看，这里请来了天照大神。本人以一介匹夫，却攻下数城，现在成了诸侯之王，受你等的臣下之礼，这就是日本的神力！在竹林中收降的这些夷兵，已剃了日本头，让他们在前面宣传日本的支持，鞑靼兵素知日本的武威，他们一定闻风丧胆！

就这样，和藤内“国姓爷”终于攻下了南京城，驱逐了鞑靼王，保住了“大明江山”。而实际上，这“大明江山”，已经不是“大明的江山”，而成了“和藤内”的江山、日本的江山了。

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是18世纪初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思想的一次暴露。据日本文学史的记载，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二十多万人次。就受欢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而言，在当时是空前的。后来他又陆续写出了关于“国姓爷”的两个剧本《国姓爷后来的战斗》和《中国船带来的当今国姓爷的消息》，被后人称为《国姓爷三部曲》。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在丰臣秀吉的军队侵略中国的迷梦破灭一百多年后，许多日本人——当然包括在野的文化人及受其影响的庶民百姓，对于中国仍暗怀觊觎之心，祸华之心不死，有时还变得炽热如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侵华难以付诸行动，于是就以文艺的形式加以表达和发泄。可以说《国姓爷合战》的公演和大受欢迎，正是18世纪初许多日本人某种心态的暴露。

二、1823年一位民间学者提出惊人的侵华方案

在《国姓爷合战》出笼的一百年后，对华侵略由一种文学想象逐渐发展为一种明确的思想主张。较早明确表述对外侵略思想主张的是本多利明（1743～1820）。此人二十四岁时开办私塾讲学，并宣传侵略思想。他在《经世秘策》（1798）一书中认为，“侵略他国可壮大本国”，说“欧洲列强其本土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提出作为小国的日本要像欧洲列强一样实施对外侵略，并应将此作为今后的国策，并最终实现征服世界的目的。为此，日本应该首先实行面向海外的“开拓制度”。他还提出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径，即首先侵略包括中国东北地区在内的东北区地区，并将中国及美洲大陆作为“扶植日本国力之地”。后来，他又在《贸易论》（1801）一书中，鼓吹以战争与武力手段开拓贸易，并将“贸易之道”说成是“战争之道”。

用学术研究的方式，系统提出侵华方略的，是一个名叫佐藤信渊的民间学人。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提出了所谓“宇内混同”的侵华方略。

佐藤信渊（1767～1850）出身平民，为医学世家，曾行过医，也曾短期做过幕僚，还当过私塾先生，对造船造炮之类极感兴趣，四十九岁后周游日本各地，考察日本山川地理，关注日本历史与现状，同时潜心著书立说，一生著作达三百种，凡八千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地理、博物等各个方面，成为著名学者。在日本封建时代末期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等面临一系列危机的情况下，他广泛调查研图2佐藤信渊像究，向当时的幕府和地方藩阀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就是他在1823年写的《宇内混同秘策》。这是他所设计的日本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基本设想和方略，并欲向执政者提交，故称“秘策”。所谓“宇内”，指的是“宇宙之内”，相当于今日的“世界”之意；所谓“混同”，就是混合、同化、统一之意。它实际上是佐藤信渊所勾画的未来世界的政治地图。

《宇内混同秘策》用近代日语写成，1937年东京大同馆书店出版了鸨田惠吉校注本。该书分《宇内混同大论》（相当于序言）和《宇内混同秘策》正文两卷。其中，《宇内混同大论》简明扼要而又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首先竭力使自己的“宇内混同”的主张神圣化，以神道教为依据，着力论证由日本——作者又称“皇大御国”或“皇国”——来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的一种使命。他开门见山地写道：

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是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查考神世古典，有所谓“可知青海原潮之八百重也”之句，即谓皇祖伊邪那岐大神速须佐之男命所赐予。可知明乎产灵神教，以安抚世界万国之苍生，乃皇国原本之要务。我曾著《经济大典》和《天刑要录》等书，悉为阐明产灵之神教而写，亦即安抚全世界之法也。盖救济全世界之苍生，是极宏伟之事业，必先明辨万国之地理形势，以妙合天地之自然，必施以产灵之法教。故­精­研地理学亦势在必行矣。（《宇内混同秘策》校注本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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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3)

这里所谓的“产灵神”，是《日本书纪》中的代表宇宙之生成力的两个隐形大神，即皇祖神。佐藤信渊显然是受到了18世纪以本贺茂真渊（1697～1769）和本居宣长（1730～1801）等为代表的所谓复古国学的影响，为对抗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而强调日本的古典传统，并在8世纪最古老的文献《日本书纪》、《古事记》中找到了信仰的源头。他将两书中的神话和传说加以宗教化，称之为“产灵神教”，以此强调日本作为“天神降临所生的皇国”所具有的神圣­性­、优越­性­，强调日本国作为“皇国”的那种自豪，并把这种优越和自豪作为“宇内混同”的前提与基础：

今夫详知万国地理，以明察我日本全国之形势，可知日本自赤道以北三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万种物产，应有尽有。四周环大洋，船舶海运极其便利，万国无双；人杰地灵，勤劳勇敢，迥异他邦。其势堂堂，四海独秀，鞭挞宇内之实力，乃天然齐备焉。若以神州之雄威征伐蛮夷之蠢类，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噫！造物主恩宠皇大御国，真无以复加矣。（第48页）

19世纪初期的情况是，中国的清王朝尽管开始走下坡路，但仍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日本江户时代，虽然也算是国泰民安，但毕竟只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并不富裕的岛国，自然不能与中华帝国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什么能力来“混同宇内”呢？对这个问题，佐藤信渊显然是想到了。他料到他的想法遭到嘲笑，为此他写道：

盖皇大御国自天孙降临以后，亦曾不尊人君太古盛世之教法，懒惰放荡有年，爱美女嫌烈­妇­而伤天年，轻经济之要务，经营不善，逞纵奢靡，夫妻不和，家政不济，兄弟阋墙，亲友相杀，国家堕落，遂至于“君不君臣不臣”之境地矣。故大名持、少名彦（均神名——引者注）之规模颓败，国体衰微既久，邪魔、浮屠等说盛行，世间知真教者渺无可寻。只闻###、天竺等国疆域广阔，而皇国土地狭小，人少气弱，若有闻我“宇内混同大论”而捧腹大笑，不知其真义者，实不知我皇国役使万国是乃天理也。诚如俗谚所谓“下人闻道，只有傻笑”，亦所谓“不遭嘲笑，道不足道”是也。若因此而放弃求道，中邪魔而溺水者恐永不得拯救，太古神圣之法教或断绝于世，岂不可悲可叹之至哉。故应努力阐明古道……（第48～49页）

原来，他是认为日本以前衰弱是由于“不尊太古盛世之教法”，信仰“邪魔、浮屠”，而不信“世间真教”即日本神道所造成的。而在他看来，即便当时的日本还是“土地狭小，人少气弱”，但由于“皇国役使万国乃天理”，早晚会成为现实。而现在由他来“阐明古道”，自然也是出于“天理”。接下去，他继续阐明日本何以能够征服“###”（即中国）：

详察世界地理，可知万国，是以皇国为根本矣。皇国，确为万国根本。愿论其详。

由皇国而征服外国，顺势而易取；而外国欲攻皇国，逆势而难攻。之所以皇国易出而他国难进，事出有因焉。当今之世，国土最辽阔，物产最丰饶、兵革最强盛者，首推###国，岂有他哉。###国虽与皇国比邻密接，而欲倾全国之力加害皇国，###则无良策矣。若有强梁君主兴师动众入侵，如元朝忽必烈动员全国兵力来犯，而皇国则丝毫不足惧之，而彼国却自招损失。故一度来犯，不敢再三，此不待费词矣。而皇国征伐###，若能进退有节，不过五年七年，彼国必定土崩瓦解无疑。因皇国出兵固需不少军费，而彼国却劳民伤财甚巨，必不堪也。且其国人必晕头转向，疲于奔命，莫知如何。故皇国若要打开他国之门，必先以吞并###为肇始。如上所述，###以其强大，犹不足与皇国为敌，况其他夷狄乎！此皇国天然具备混同世界之形胜也。故此书首先阐明攻取###之方略。只要###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亚国，咿里呱啦，茹毛饮血之徒，必渐渐敬畏我之威德，低首下眉，甘称臣仆。是故由皇国来混同世界万国，非难事也。（第50～52页）

同时，佐藤信渊也懂得，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成事，他指出：“欲经营域外，必先强盛内地，若其根基不牢，即便枝叶繁茂，亦有摧折之患。故需讲清日本全国之地理，阐明山海之形势。”他提出了建立新的以“王都”为中心的全国行政区划方案，认为当时的江户是建立王都的理想之地，江户应改称为“东京”（后来江户果真改为东京），而浪华（今大阪）则为“西京”，作为“别都”，此为东西两京，然后设立十四省府。认为这样一来，全日本即可令行禁止，“征服他邦”之事才能提上议程。“东西两京既设，《经济大典》之法既行，全国人民既安，物产开发，财货多贮，兵粮满溢，武器锐利，船舶充足，军卒训练有素，而后方可兴海外之事也。”

接着，佐藤信渊进一步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方法和步骤——

经略他邦之法，宜从薄弱处攻取。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国的满洲莫属。所为何也？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一水之隔，凡八百余里，相对而望，可知满洲为容易侵扰之地。侵扰时应以防备薄弱处下手，西有防备时则扰东，东有防备时则扰西，如此必令它东西奔走相救。在左奔右走之间，必可窥知虚实强弱。而后可避实就虚，避强攻弱。未必动用大军也，暂时可以轻兵­骚­扰之。满洲人有勇无谋，###人胆小怕事。稍有敌情，则兴师动众，令人困马乏，财帛糜费，不待言也。何况由###王都至满洲海岸，复来往去，沙漠辽远，山峦险峻。所以皇国征讨之，仅隔一百六七十海里，如顺风扬帆，一昼夜可抵达南岸。无论由东还是由西出发，舟行均甚为顺畅。若###人以大众防守，我国军士则窥其空虚之处，乘虚而入，即取之也。如此，黑龙江地区，将悉为我之所有。得黑龙江诸地后，宜施产灵法教，大施恩德于北方夷人，使之抚纳归化，对彼之夷狄行使皇国之法，抚纳统辖而逐渐向西渗透，则取得混同江（指松花江——引者注）一带亦容易也。再得吉林城时，则###、鞑靼诸部必闻风而动，依附归顺焉。若有桀骜不降者，则兴兵讨之，此亦易如反掌也。鞑靼既定，盛京（今沈阳——引者注）亦危在旦夕，###全国必为之震动。故皇国征讨满洲，成功虽或早或晚，但终归皇国所有，此乃必定无疑也。且不仅取得满洲，###全国之衰微亦自此而始。

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4)

既已取得鞑靼，朝鲜、###随后可图。兹述其详。满洲之最北端，有条大河，名曰黑龙江。此大河入海之处，与我虾夷之唐太岛仅十余里海水之隔。此处距###的王都北京城七百里，如飞脚疾走，凡###十日即可到达。然至###以此地为枢要，在名曰齐齐哈尔之处构筑城池，由###北京派来将军一名，率军卒镇守。故唐太岛北部，###人居住者不少。彼处位于北极出地五十五度之外，气候寒冷，谷物难生。土人以鱼类、鸟类、草根、树皮等为食，与我虾夷人无异。又军士之食粮，又须自###内地遥遥搬运来，常以食物缺乏所困。故此地喜爱米谷甚于金玉。而我奥羽及古志等诸州，盛产米谷，常以食之不尽至腐烂为忧。以有余而济不足，符合产灵之法教也。今运送北州之余米，储藏于虾夷诸港，由青森省与仙台省出军船与人员，于虾夷诸岛­操­练水军战法，并使其逐渐开发唐太岛北境，经年累月，便可习惯于寒冷风土，另派清官及­精­明商家，与彼国土人通商交易，多施酒食，取悦当地夷狄，宣示产灵之法教，教化土人，使其归顺。然后接近黑龙江，大施恩德，让利让惠，输送米谷，虽云交易，不惟盈利，以醇酒与美食相赠与，彼土居民必抚纳也。凡有血气者，无不知感恩戴德，何况人类乎！彼等原以草根树皮为食，而代之以皇国粮米，彼等饮马­奶­以为宴乐，而代之以美酒，谁不欢喜而心悦诚服也？不过三年，四海平定。###人探知夷狄诚服于皇国之法教，必严禁与皇国通商。夫《经济大典》云，产灵神教，乃救济世界万国苍生之法，然有人竟敢抗拒之，实乃天地之罪人也。……以皇国有余，济彼土之不足，是乃奉行天意。然###人拒绝之，其暴虐何甚矣。《尚书》云“惟天奉民，惟辟奉天”，奉天意而正万国之道，自开天辟地始，即是皇国专务也。于是乎出兵黑龙江，以行天罚，以救苍生，使其免于沉溺于恶俗之中。（第55～60页）

甚至连日本各地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他也替后人安排妥当了——

至于出兵顺序，第一为青森府，第二为仙台府。因开发唐太岛经年，二府之兵已习惯寒冷风土，可做先头部队，由黑龙江出发，以军船驶进西南部“考米尔河”、“塞肯河”、“伊尔河”、“亚拉河”等地方，或者登陆施土人以谷类美酒等，以抚纳夷狄。或者将屯兵之要塞尽数烧毁之，将敌兵击毙之，对防守严密之处，则不必登陆，而以大炮、火枪轰­射­之，­骚­扰其海岸；对防守空虚之处则见机渗透，或战，或以食物安抚夷人。

第三为沼垂府，第四为金泽府，此二府出军川数十艘，抵达朝鲜国以东之满地，即“萃林河”、“亚兰河”、“库里因河”、“纳尔肯河”等岸边，与青森、仙台等地的兵士会合，共商计策，以­骚­扰敌国为主。以上四府的兵力七八千人，于满洲八百里海岸周旋，伺机登陆，各显其能。如此不用四五年，则令###人大为困窘，终至放弃满洲，黑龙江各部，可悉为我所有也。由此逐渐向松花江推进，攻陷吉林城，安抚收纳夷狄，再攻盛京。

第五为松江府，第六为萩府。此二府凭众多之军船、载火器大炮，抵朝鲜国东海，以经略咸镜、江原、庆尚三道诸州。

第七为博多府，其兵力凭众多军船抵达朝鲜国南海，袭击忠清道诸州。朝鲜既为我松江与萩府之强兵所攻，困于东方一角，南方诸州，必有空虚之处。而我直攻之，尽显大炮、火枪之妙用，诸城必闻风溃逃。乃取数城为皇国郡县，留置清官及六府官员，施以产灵法教，厚待其民，而使其归化之。由此处再出军船，于渤海边时常耀武扬威，以­骚­扰登州、莱州滨海诸邑。此处距###王都北京较近，###全国必为之鼎沸矣。又，青森、仙台、沼垂、金泽四府之兵力，自其本省渐次增加，以成大军，直攻盛京，且鞑靼诸部之夷狄皆已服膺皇国之恩德，大军一旦总攻###，盛京必不能守。况我以武器炮术之妙，无坚不摧，自不待言矣。盛京既不能守，而北京亦岌岌可危也。清主必败走陕西，或不走而防守北京，但皇国雄兵即已席卷满洲，攻陷盛京，节节取胜，直达山海关，令智者无防守之策，勇者无迎战之法矣。

第八为大泊府之兵，由琉球取台湾，直达浙江各地，经略台州、宁波等地。###人强敌当前，远近之难皆不能救，诸城必皆悲叹连连，弃城奔走，溃不成军，又如何防御我火攻之法耶？惟杀人应谨慎从事，不用三炮（水战炮、行军炮、防守炮——引者注）利器，以安抚教谕即可降之也。……

第九为亲征。而必以熊本府之兵相从焉。而欲亲征，必先端正各方皇师之形象，探得所谓清王一筹莫展之时，而后渡海出兵。先头兵力，直冲江南地区，速取南京应天府，以此为临时皇居。征用###人有文才者，作大诰，周示天下，痛陈清主如何崇信邪魔左道，蔑视天地神意，拒绝皇国法教，不恤民情，得罪皇天，不示天罚无以救度苍生，云。对归顺之###人，则人尽其才，选用加官，封明室子孙朱子为“上公”，使其祭祀先祖，大施恩德，以抚育###人民。若能启用此策，十数年间，###全国悉可平定矣。（第61～65页）

这样，一份完整的“###经略”即征服中国的方案就制订出来了。佐藤信渊甚至还对日本入主大陆后的方针政策作了阐述，认为“鞑靼、###既已统一，更应宣示产灵法教，除万民疾苦，多建神社，祭祀皇族诸位大神；兴校办学，启十科人才，日夜用功，不敢怠惰，子孙永续，光宗耀祖，奉行天意，坚持不懈。如此，全世界各国皆为皇国郡县，万国君长悉为我之臣仆，则不言而喻也。”也就是以神道教来教化中国人，将中国人“皇国化”。

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5)

佐藤信渊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20年代就亮出了征服中国的系统而又远大的“秘策”，其狂妄的野心和构想的周密，都令人触目惊心。聪明如佐藤者，深知自己的这一秘策和构想不会很快被采纳，更不会很快实施。但他一开始就视自己为先知先觉者，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阐明古道”的大业，即宣示日本人的神圣使命。自命“当今之世，可以阐明古道者，舍我其谁也？”然而又感到当时“举世皆浊，无人知我，所殚­精­竭虑，谁能解我心者！只待明君出世，而后见用也”。只有把实施希望寄予未来，希望“将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向者，先读此书”。果然，《宇内混同秘策》在问世之后，不断再版，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思想渊源之一。40年代初，当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并向整个亚洲推进、企图建立“亚细亚共荣圈”的时候，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被一些人视为经典。1937年7月，东京大同馆书店重新出版了单行本的《宇内混同秘策》的校注序本，鸨田惠吉在该版本的序中写道：“也许有学者以为佐藤此书及其言论是痴人说梦，殊不知佐藤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都确确实实得以实现了。如今皇威越来越得以发挥，国运越来越昌盛，江户改称为东京并成为帝都，现在已发展为拥有七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另外，台湾、朝鲜及桦太的一部分已经纳入我国版图，使国土成倍增加，南洋诸岛更成为我国的海上生命线，满洲也成为我国的大陆上的生命线，这些都是信渊在明治维新约半个世纪前提出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世相的更新，信渊所说，在非常时期的今天，在国策的推行、准战时体制的整备方面，都有非常吻合的地方。想到此，就对他那透彻的、具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千古卓绝的识见，不禁油然而生敬意和赞叹。”

三、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等人的祸华之心

佐藤信渊之后，出现了不少同调者，各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外侵略的思想主张。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藤田幽谷、岛津齐彬、桥本左内、真木保巨、吉田松­阴­等。例如，幕府末期因反对幕府而被杀害，后来被尊为“维新志士”的桥本左内（号景岳，1834～1859）在1857年就在一封信中，主张将满洲、朝鲜“并入”日本，说日本应该“将美国作（日本的）一个东藩，变西洋为我所属，使俄国为我小兄弟”。日本幕府末期的另一位所谓“志士”真木保巨（真木和泉，1813～1864）1861年3月在一篇“上奏案文”中写道：“我国居大地之元首，以地理之利，向四方伸展甚为方便。若一世不能成就，则自今日起制定其规模，向东向西伸展至何处为宜，应早定夺，以遂天祖、列圣之御志，唯此，始可谓天子之孝也。”

图4吉田松­阴­像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府末期日本侵华理论构想的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在幕府末期反对德川幕府统治，开办私塾，著书立说，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宣扬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在于天皇的存在，倡导忠君爱国。他因如此“勤王”而遭幕府嫉恨，终被投入监狱，并在二十九岁时被杀害，死后被维新派人士封为维新志士和民族英雄，他的著作言论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之一。他在监狱中写了一本书，名为《幽囚录》（直接使用日本式的汉文写成）。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日本处在世界强国的包围圈内了，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指出：“夫水之流也，自流也；树之立也，自立也；国之存也，自存也；岂有待于外哉！无待于外，岂有制于外哉！无制于外，故能制外。”而为了日本帝国的自存自立，必须首先“修武备”，造舰炮，然后对外扩张：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奥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欤？

在此前的《幽室文库》（亦直接使用日本式汉文写成）中，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似指英美两国——引者注）。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

又说：

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为实现这些侵略目标，他主张：

凡皇国臣民，不问公私之人，不拘贫富贵贱，均应推荐拔擢，为军师舶司，打造大舰，­操­练船军。东北，则虾夷、唐太；西南，则琉球、对岛。往来之间日夜留心，以通漕捕鲸，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然后，叩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于广东、咬留吧、喜望峰、豪斯多拉理，皆设馆，留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之事……如此不过三年，可知大略。

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6)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进行间谍活动，摸清各地底细，做好充分准备。

吉田所谓“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临印度”，所谓“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这真不愧是“英雄豪杰”的大胆“雄略”！侵略扩张的野心，与西方英美列强相比不遑多让。此外他还说过：“以余之志，朝鲜###自不待言，满洲、虾夷及豪斯多拉理（即澳大利亚——引者注）亦应予以戡定。”其狂妄野心之大实在令人吃惊。但吉田并不只是一个大胆的理想主义者，他还有他的现实的算计，是一个“谋略家”。在他的扩张序列中，“垦虾夷、收琉球”可以手到擒来，而“取朝鲜、拉满洲”则是当务之急。他说过，日本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的损失，将应在“鲜满（即朝鲜和满洲）得以补偿”。他还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应是“割取朝鲜、满洲与###”，因为这三地容易割取。可见，吉田松­阴­在侵华主张上继承了佐藤信渊的衣钵，但与佐藤的不同之处，在于佐藤还是把满洲视为“###”的一部分，但吉田松­阴­言辞之间却将满洲与“###”并提，显然是有意将满洲作为“###”本土之外的实体来看待的。这对近代日本“满洲”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关于“朝鲜、满洲和###”的“割取”的先后顺序，更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尊奉照办。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1)

谕吉如何设计侵华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其中，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Сhā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一、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1834～1901）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为图510000元日币上的

福泽谕吉像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