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割让地台湾的教育侵略
1894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战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以后，中国的台湾成了日本的割让地，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开始了长达51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895年，桦山咨纪出任台湾第一任总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颁布了《关于赴任之际的政治大纲的训令》，确定了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大政方针。《训令》声称，台湾是日本的“新版图”，是亟待沐浴“皇化”的地方。因此，台湾总督施政的基本原则是恩威并行，即一方面进行法西斯统治，镇压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使台湾民众不敢萌发“狎侮之心”；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教育侵略，泯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做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顺民和奴仆。这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施政的总纲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办学校、经营教育的全过程，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制定“同化主义”政策
1896年12月，台湾总督府掌管学务部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讲话中称：“本岛统治之根基，在国语之普及与国民性之涵养；故加速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强迫入学，根本上施予同化，为最紧要之事件。”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日本在台湾实施同化主义教育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把日语作为同化的桥梁；二是对台湾人实行“心性同化”，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最终使台湾人归附日本，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1895年6月26日，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附近的芝山岩学务部里设立学堂，先后招收21名台湾同胞为日本语练习生。8月末，在《学务部施设事业意见书》中强调提出台湾人要学习日语。第二年4月，总督府公布直辖学校官制，在台湾各重要城市设日语练习所、日语夜学会、日语普及会、日语奖励会等，台湾总督府编印的教科书
对学好日语的给予“秀才”称号。1937年，又将选修的汉语科取消，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完全取消汉语。据1939年统计，全台日语讲习所共15126所，学生有89660人。日本在台湾不仅设置大量推广日语的训练机构，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台湾人学习日语、运用日语加以引诱和强制，如奖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采用日本的生活方式，对此类家庭优先照顾其子女上学，优先任用公务员，还享有营业、就业优待，并提供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增加日常必需品的配给额等。采取的强制措施，如中学入学口试皆用日语，不学日语不得升学，在公共场所或机关办公必须用日语，考取官员必须加试日语。特别是向山区高山族推行日语的手段更加野蛮，甚至利用警察、宪兵看管上课，强迫学习日语。据1942年统计，高山族日语讲习所有267所，学生18501人。
1914年11月，日本人板垣退助来台湾组织同化会，发表《台湾的急务》文章，指出“(台湾)三百万新归属的人民，对祖国统治的根本方针有些疑问”，要探讨这些疑问的解决，为更广泛实行同化政策做舆论准备。12月20日，日本成立同化会，对台湾同胞强制实行“心性同化”政策。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对此解释说：“要感化台湾岛民，具备帝国臣民的天性”，“要采取恩惠训服。”这样便把同化教育推向台湾全社会。也就是说，不仅在学校通过日语教育实行同化教育，而且遍及整个社会教育，使台湾居民的民俗、生活习惯、往来礼仪、婚姻家庭、户籍管理，甚至姓名等，全部同化于日本。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同风会、同化会、风俗改良会、户主会、主妇会、青年会、Chu女会、敦风会、敦俗会、矫风会、兴风会、共荣会等组织，遍布台湾的各州、郡、市、町、庄，对台湾人民进行“心性同化”的教育。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4)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不仅意图明确，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其主要目的是：1北阌谕菩衅湔令，加强殖民统治；2狈现固ㄍ灞镜氐挠镅裕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使台湾人丧失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3蓖ü同化教育培养台湾人具有日本的所谓国民性格，便于进行殖民统治；4便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以便配合其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日本在台湾的同化主义教育政策，是为其政治上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服务的，只不过在侵台初期，鉴于对台湾的占领刚刚开始，面临着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者不得不用同化教育这样比较含混的政策术语，为其险恶用心罩上一层文化的色彩，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实行日本教育制度
随着日本在台湾殖民地位的巩固和对中国内地侵略的一步步深入，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从语言、思想、文化的同化，发展到教育制度的同化，即教育制度日本化。这集中体现在推行所谓的“日台共学制”。
1919年1月4日，台湾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敕令《台湾教育令》。该条令共六章32条，其总则称：“在台湾的台湾人的教育，根据本令实施：教育要以有关《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的国民为根本目的；教育要适应时势和经济文化水平；教育可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明确规定教育目的要以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的精神，培养“忠良国民”。这就将台湾的教育完全纳入了日本的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完整的殖民教育制度。1922年3月，又公布了《台湾新教育令》，共27条，中心内容是“日台共学制”，加快推进台湾教育制度日本化。4月1日，台湾总督府第l号谕示又进一步明确台湾的教育方针是“训育皇民”，振作“国民精神”，强化教育政策。中等教育是“训练中坚有为的皇民”；大学与专科教育“训练皇国有用的人才”，并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共学制”，即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子弟可以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大学与专科学校学习，但必须按照日本国的规定进行教育。
“日台共学制”的确立，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民族同化教育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它是日本把台湾教育纳入日本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向“皇民化”教育政策的迈进。其主要表现是：以输入日本“皇权文化”为纲，以培养忠良的日本国民为目的；在教育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日本国内的教育制度，只不过适当缩短了年限，突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着重培养中下级人才，以便缩短教育成本，尽快满足殖民统治者经济掠夺的需要。
“日台共学制”打着“日台共学”、“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的旗号，试图欺骗台湾民众，消弭台湾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实际上，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的教育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民族差别教育和民族歧视政策。
1痹谛⊙Ы逃方面，台湾人进公学校，日本人进小学校。同样是接受小学教育，年限却不同，公学校6年；而小学校是8年，而且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也不同，公学校增加日本历史及手工实业等科目，改汉语为随意科，加强简易职业教育，课本由总督府编辑；而小学校使用的课本来自日本本土，程度较高。在师资、设备上小学校远胜于公学校。小学校升学率比公学校高得多。实际上，台湾人的公学校降低程度，最后完全变成简易职业教育，与高一级学校缺乏联系，限制了台湾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可能，从起点上控制了大多数台湾人受教育的机会。进小学校是日本儿童的特权，台湾儿童能入小学校者只是极少数的政府官吏和“国语家庭”的子弟。据1940年统计，全岛的小学校中，日本儿童44210人，台湾儿童只有3763人。1941年，《台湾教育令》重新修正，把小学校、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但实际教学却实行第一、第二、第三号课程表：实行第一号课表的学校，侧重实业，大多是日本人；第二号课表的学校偏重日语，为一般台湾人；第三号课表的学校，日语、实业并重，以偏僻山区儿童为主。尽管名目翻新，但日台之间的差别教育和歧视教育始终未变。
2痹谥械冉逃方面，台湾人学校与日本人学校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入学考试、录取名额、修业年限等方面对台湾学生进行歧视和限制。入学考试中，日语口试成绩占相当的比重，主持录取的是日本人。在招生中规定：日本人进的中学，台湾学生不得超过20％，而台湾人进的中学，日本人不受任何限制。台湾人中学修业年限4年，较日本人中学年限短一年。总之，台籍学生进中学的机会极为有限。
台北第二师范旧址3痹谑Ψ督逃和高等教育方面，台湾人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和排斥。台湾师范教育始终被日本人独占，台湾人接受师范教育者只有极少数，而台湾人能接受本科高等教育者更是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据统计，光复前十年内，台湾师范学校毕业生人数4729人，其中的台湾人只有925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台籍学生每年不超过15％。
可见，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日台共学制”，共学是假，对台湾人实行教育歧视和愚弄是真。
东亚教育大会
推行“皇民化”措施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5)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特别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殖民者就撕破一切伪装，在台湾实行了赤祼祼的“皇民化”教育。
其主要内容是：严厉禁止台湾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倡检举“国民”中所谓“抗日思想犯”；打着所谓“一视同仁”的招牌，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强化“日本化”、“皇民化”教育，强迫台湾人民做日本侵略战争的工具和炮灰。
其具体措施是：1泵髁罱止使用台湾本地语言和汉语，停止出版发行中文刊物；2鼻啃胁鸹偬ㄍ宕统的寺庙和各家各户设置的祖先神主牌位，强迫一律信奉日本的“天照大神”；3苯止称“台湾人”，一律改称“皇民”；4苯演台湾传统戏剧、音乐，强迫演出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忠勇美谈”、“日华事变美谈”等所谓“青年剧”、“皇民剧”，强迫唱日本军歌、日本歌谣和所谓新台湾音乐，以“大和魂”来麻醉台湾人民。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制定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缔结法西斯同盟。为建立所谓“日、满、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把台湾视为“皇国南方锁钥”，南进的基地，提出“内台人一体”，“台湾一家”，成立南进入才养成所；在学校教育上注重热带医学、商业、农业研究，以及对华南、南洋一带资源与语言的调查，以便配合日本南进的军事政策，为侵略东南亚做准备。
1941年4月18日，日本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由第18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任总裁。他们在所谓“临时体制”、“热心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的幌子下，普遍开展“皇民奉公运动”。按行政区划在各地设立“皇民奉公”分会、区会和“奉公”班；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成立产业“奉公”会、“奉公”壮丁团、“大日本帝国妇女会台湾分会”等等组织，把每家每户都强制纳入其组织之中，强迫为“圣战”服劳役、购战时公债。其宗旨是：“全岛一致，保持臣民遵守伦理道德，确立国防体制，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期彻底显示国体和皇民精神。”《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初等教育研究》，台湾瑞和堂1981年出版。“奉公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汉族性要蜕变为日本民族性”，“台湾外地性转化为内地性”，“本岛人要转为内地人”。章程的主要精神是：“基于战时国体，贯彻皇国精神，在职奉公，全岛一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该章程行动纲领还提出：“实现惟神之道、八纮一宇精神，推进非常时期的经济建设，实现东亚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由于兵源枯竭，于1942年、1943年公布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征召台湾人去华南和南洋一带作战。为配合征兵需要，日本在台湾设立许多机构，强迫青年入学接受“皇民化”训练。训练机构包括：青年学校544所，学生108300人；特设青年训练所602所，学生5366人；青年特别练成所27所，每期学生13200人；“皇民”练成所3731所，学生179734人。训练的重点是：1笔凳┕民精神训练，使人人都能“皇民化”；2笔凳┚训和军事体育训练，使人人皆能“战斗化”；3贝授农业技术，使人人皆能“生产化”。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对租借地大连地区的教育侵略
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开始了对大连地区长达4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旅大地区被沙俄命名为“关东州”，日本统治时期沿用这一名称。《中俄租地续约》规定所辖区域为：自辽东半岛西岸的普兰店湾的北缘起，至东岸貔子窝北缘止划一线，其南水陆各地。日本侵占后又有所扩展，把复州的凤鸣岛、西中岛、交流岛、平岛、骆驼岛全部纳入，辖区包括现在大连市的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口、金州六区和新金县、长海县、瓦房店市的一部分。日本占领后，组建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殖民教育，把旅大地区作为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据点和基地。但是，在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日本还不敢像对台湾和朝鲜那样，进行赤祼祼的殖民统治，而是比较小心地进行统治并且为了统治全东北进行着试验。这就决定了在“关东州”的殖民教育不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强制性的同化教育政策，而是渐进式的。直到日本侵占整个东北之后，一方面把“关东州”教育纳入伪满洲国的管理体系，同时又使它比伪满的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在此地的同化教育得到强化。
建立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
日本占领旅大后，就开始组建殖民教育统治机构。这正如1941年3月“关东州”厅内务部学务科编印的《关东州的教育》中所说：“自日俄战争后，(旅大)归日本统治以来，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首先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日本在旅大的行政机关经历了关东总督府(1905~1906年)、关东都督府(1906~1919年)、关东厅(1919~1934年)、关东局(1934~1945年)几个时期。与此相关，日本在旅大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经历了如下沿革：1905年6月23日，设置“关东州”民政署，其下设旅顺、青泥洼、金州分署，开始掌管教育事宜；1906年8月1日，建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民政部设庶务课学务系，管理教育行政事宜，改大连、旅顺、金州为民政署，增设貔子窝、普兰店两民政支署，隶属于民政部。1918年5月，撤消都督府，设关东厅，原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日本天皇。从此实行军政分治，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和视学，第二年，设置学务课并增加视学编制，陆续在厅内和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视学。1934年12月，于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置关东局，由关东局官房(即办公厅，内设学务课)和在满教务部掌管旅大地区的教育，“关东州”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州厅内务部学务课及其下属的学务课、学务系。据1934年12月26日“关东州”厅训令第二号《关东州厅事务分掌规程》，内务部学务课分掌下列工作：1庇泄亟逃与文化艺术事项；2庇泄厣缁峤逃事项；3庇泄丶喽窖校教职员事项；4庇泄匮校、幼儿园、青年训练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5庇泄亟萄в猛际槭孪睿6庇泄厣裆纭⒆诮逃爰漓胧孪睢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6)
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确保了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与日本在旅大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配合，旨在泯灭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
“疏导同化”中国人的教育
1905年至1923年间，日本在旅大开办学校，对中国居民施行教育侵略。其教育基本上是仿效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突出的标志是推行日语和进行“德”育。
1905年4月12日，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根据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经验，对各日本侵占大连后设立最早的小学地军政委员即军政署长发出训令，鼓励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训令称：“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致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这是日本占领旅大后发布的第一道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日本政府也声称：“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永远维护远东的和平。”《东北局施政三十年史》。同年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规定：“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同时，民政署长石冢英藏在《规则》的说明书中写道：公学堂的“必修科目为修身，以下四科，即如历史、地理、理科、图画等不加在内的原因，则系出于日本语的熟练为主要的目的”，“使各科目的教授能互相关联、补益，特别应使学生能自如地运用日本语；汉文科的教授，应使学生明了意义，务使熟悉日本语的学生能翻译成日本语”。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1914年7月，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在“关东州”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书》，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化的桥梁”。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由于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1935年出版。1926年11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旅顺“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但是，慑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殖民当局不便于明目张胆地照搬在台湾和朝鲜实行的那一套“纯粹的同化教育”政策，在表面上极力掩饰，“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说，“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中国教育——公学堂、普通学堂》，大连市档案馆第39号，1945年1号卷。因而不得不做些换汤不换药的掩饰或调整。1923年3月，“关东厅”颁布第十三号厅令，第三次修订《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把“传授日语”这带有同化色彩的词语删去，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日语的传授与普及。同时，继续强调对中国学生进行“德育”，其主要内容是：健全而善良、尊崇孔子、尚协调融合、“日中亲善”、“日满提携”等，从而使学生成为“日满提携”的中坚人才。这表明，虽然删去了“讲授日语”的词语，但并不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纠正和放弃，而是通过强化“德育”对中国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这正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实质内容的坚持。
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旅大地区的教育被纳入伪满殖民奴化教育的制度和总体系。随着“王道教育”、“皇道教育”和“神道教育”在东北全境依次展开，日本在旅大的同化教育政策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再也“关东州”中学生饭前默祷用不着掩饰和伪装，并且逐渐发展为露骨的“皇民化”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43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中。该教育令在第一章总则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其宗旨是“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上之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力做到重视精神训练，培养灭私奉公的实践能力；培养尊重劳动的观念，振作从事劳动的风气，贯彻坚守岗位的信念；重视集体训练，为培养负责、协同、纪律等品德而尽力。”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一句话，通过教育，使中国人成为驯服的日本“皇国”良民，从而做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工具。这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地区教育政策的最终目的和实质。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7)
对日本人的殖民主义教育
日本侵占旅大后，实行移民政策，让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来到旅大地区。据统计，1905年“关东州”的日本人只有05万人，1940年就达到202万人，到1944年达到2307万人。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建立了大量的日本人学校，仅用了大约十几年的时间，就为日本移民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日本殖民当局经办的日本人教育，是以“开发满蒙”为宗旨，“把满洲真正地当作日本的生命线”，使日本青少年“将来担负着开发满蒙的重大使命”，“担负着开发满蒙资源的重任”。
对日本人教育虽然都是以《教育敕语》、“皇道精神”为指导方针，按照日本国内的各项法规办学，但它并不是日本国内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体现着殖民地教育的鲜明特色。1910年7月2日，关东都督府第一号训谕《关于教育工作告谕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强调：“现在满洲正处在世界各国注视之中，集聚于其一角的各校教职员和学生们，实际上是代表着日本帝国的一个分子，各校的教职员、学生们应当深刻领会这个重大意义，认识到各个人的一举一动一切都是直接与日本帝国的体面息息相关的，还要时刻想着如何去发扬光大关东州的历史业绩，切望每个教职员和学生都能体察上述要求，致力于立身报国。”
为了永远霸占东北，培养开发满蒙的殖民人才，要求学生“以满蒙为家”，“随土而安”，长期定居，“把满洲真正当作日本的生命线，并培养他们具有保卫疆土的爱国精神”。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提出并加强了日本人教育的“地方化”、“乡土化”措施，并且使他们受到了比在日本国内更为优越的教育。在大连的日本人义务教育普及率和学校条件都远远高于日本国内。
1936年10月5日，日本设置在满日本人教育调查委员会，调查审议在满日本人教育的方针。翌年4月19日，委员会提出《关于在满日本人教育委员会决定案》，在教育方针、教育纲领和实施要领中，设计构建实施殖民主义教育、培养侵略者的方案。1942年，日本东京成立“大东亚建议审议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日本人培养成具有“领导地位国民”的教育方针。1943年3月26日，日本政府以第213号敕令颁布《在关东州及满洲国帝国臣民教育令》，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梅津美治郎签署第一号《告谕》，特别指出：“《教育令》制定的精神主干”是“教育的实施必须适应当地实际”，强调“遵奉关于《教育敕语》的趣旨，以彻底至诚尽忠的精神培养皇国民为大本——在关东州及满洲国的皇民教育的本义亦实在于此”。为此则要“使皇国民教育愈加普及而彻底”。
对租借地南满铁路沿线的教育侵略
南满铁路附属地，是指从长春到大连(包括安奉路)及其支线铁路沿线两侧各30里的区域。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日本的特权，同意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1906年日本的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关于满铁的命令书中规定“该社受政府的认可建设铁道及附属事业占地范围内的土木、教育、卫生等有关的必要的设施”。“满铁”总社设在大连，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设有视学机构。“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政策大致与“关东州”相同，只是附属地纵跨南满大地，包含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中城市。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大半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和文化教育，是伸进东北的桥头堡，在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管理体制上，是由满铁株式会社办理，“关东州”指导；在伪满建立之前，它的环境也与被日本化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关东州”不同，周围遍布中国学校，受到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满铁的教育在同化教育方针的推进上与“关东州”又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对中国人施以“德教”推广日语
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开始比较慎重，主要是顾虑殖民统治尚不稳固，既想进行殖民奴化教育，又担心引起中国人的反抗。所以多从施以“德政”笼络人心传播日语的角度考虑，未敢操之过急。1906年8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职情由书》中谈到对中国人“教育”的方针，说：“我曾同儿玉前总督议论过，应为日本帝国在台湾谋求永远牢固的基础。如果想消除新附民的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慎重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故此，我自跟儿玉前总督在台湾从政以来，而一直为调节这一方针而深加注意。——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教育的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第一部，第一章。后藤新平曾说过：“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陈碧生《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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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8)
1909年6月，满铁特设第一所中国人学校——盖平公学校。在11月3日的授旗仪式上，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训词说：“夫施德教，授实学，培养有用而善良的人才，此乃本官殷切期望于学堂教育之处也。望教职员及学生等体察本官之诚意，努力锻炼身心，振兴学风，从而发扬学堂旗之光辉。”这个教育方针，在1914年3月31日正式公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公学堂规则》中表述为：“公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注重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施之以德育，授之以实学，并使之学好日语。”所谓“德教”，其实只是“亲日教育”。它与“关东州”公学堂办学宗旨完全一致。
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在满铁附属地也是给予特别的强调和重视，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尤其倡导，他提出：“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处，只讲日本话就可以办事。”为普及日语，满铁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及奖励制度，还开办日语学堂，规定：凡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教授日语或者准备办此类学校者，只要愿意接受满铁领导和监督，都一律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补助。
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
由于满铁附属地处于中国广大土地的环绕之中，日本统治者十分担心在附属地的日本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随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1908年5月14日，满铁株式会社向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昌图、公主岭、长春、抚顺等地的小学校“下赐”《教育敕语》满铁教育研究所编写的
日本小学补充教科书抄本，并以第一号训谕发出通告，宣布附属地的教育方针，要求“各地小学校，所有在其位者都要善体圣意，勤于研磨熏陶，并在学校举行典礼或其他适当时机奉读《敕语》，并加以诚恳诲教，以使学生夙夜铭记心中”。1909年5月，日本亲王捐款制作校旗，分发给各小学校和公学堂，同时附上《总裁致辞》，称：“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意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这是我对学校教育的殷切希望。”
1915年11月10日，满铁制定并以《满铁社报》号外公布了《满铁附属地小学校儿童训练要目》。此要目被看作是“在满日本人子弟教育方针从日本内地延长主义，迈向满洲特殊地区主义的一步，是为建立适应满洲当地的教育方针打下基础”的重要文件。其内容是，“第一，深刻领会尊严的我国国体的渊源，努力培养国民道德。第二，锻炼身心，培养刚健的气质。第三，了解帝国所处的地位，培养随土而安的思想，生活朴素、勤苦不懈。第四，同胞之间团结友爱，共同努力发扬国威。第五，维护日本国民的品格，赢得外人的信赖。”《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第一部，第一章。
殖民教育的“乡土化”措施
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即所谓“适地主义”和“乡土化”教育，就是说，要“采取适应满洲当地具体情况的方法办教育”。早在1913年，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就曾提出：“要根据周围的情况和学生们的处境，采取相应的措施”办学。当时在日本殖民者中间发生一场争论，一派主张把日本国内的教育移植到殖民地，强行实行同化，用日本文化完全取代中国的汉文化。这种言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猜疑和非难。另一派为缓和矛盾，也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主张采取慎重、稳妥的策略，主张“适地主义”或“乡土化”教育。因此，1921年满铁附属地在“原则上不改变对中国人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对公学堂、普通学堂规则做了一次所谓“着意按照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修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政策调整，其实，殖民教育的实质丝毫没变，用当时日本人的话说，这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策略”，因此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次所谓“乡土化”的调整内容包括：把“教授日语”一词删掉，其实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日语教学仍然占有高于其他科目的地位，而且仍然对学习日语、运用日语采取奖励的政策。同时，虽然也允许中国人设立少数小学或工人夜校，但是，在数量上极受限制，而且必须经殖民当局批准，必须按照殖民当局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办学，稍有违犯，便予以取缔。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针对一些日本人要求停办公学堂的议论说：不要有“鸡孵鹜卵”的思想，“要具有建立‘东北亚洲帝国大厦’的崇高理想”。这表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移植”也好，“适地”也好，“乡土化”也好，不管怎样调整，只不过是速度快慢、手段隐显的策略变化，而其为侵略东北、建立东北的殖民帝国服务，却是始终如一、不可改变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是建立在愚民政策上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想把中国人培养成愚昧无知、驯顺的奴隶，因此对中国人的“教育”远远不如对日本人教育的热心，而且明显采取了差别、歧视和愚民的教育政策。从学校设置看，满铁附属地有20万日本人，建立初等小学39所，普通中学10所，职业中学3所，大学1所，还配有其他学校，如青年学校、补习学校等。日本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288万的中国人，却只有10所初等小学，1所普通中学，5所规模很小的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又分别在1928年到1932年间先后停办，致使中国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有34％。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9)
满洲医科大学在日本修学旅行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忠实实行伪满的教育政策，“培养献身王道乐土建设的人才”。公学校的教育方针是“遵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培养善良的满洲国人，并施之以做一个国际人的教育”。1938年1月，满铁附属地的中国人学校被纳入伪满的殖民奴化教育体系之中。
对租借地、侵占地青岛的教育侵略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占据了德国于1897年割占的“租借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地域及矿山，对青岛实施殖民统治长达8年之久，直至1922年12月才在勒索了中国政府一大笔“赎金”后将青岛和在山东的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对青岛的侵略并未间断。1922~1938年，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和浪人仍在青岛横行霸道，这一时期在青岛的日本人不少都在1938年以后在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从事奴化教育。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把青岛作为全面侵华的主要转运站、掠夺中国资源和劳工的输出港，称其为“中、日、满三国之锁钥之地”、“华北之门户”。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临字23全宗、临字18全宗。日本侵略者在对青岛地区长达30年的殖民统治中，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校，建立起一套奴化教育体系，灌输亲日思想，强迫学习日本语言，泯灭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建立学校传播日本文化
日本占领青岛后，即让日本移民大量涌入。1916年4月，第一批日本小学在李村和青岛开学。1917年4月，又成立了日本女子中学和男子中学。此外，日本还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了11所日本小学、4所中文学校，1所商业学校和1所幼儿园。到1921年，各类日本学校在校生达到4442人。上述学校，主要为解决日本殖民者的子女教育问题，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按日本国内的规定进行。日本殖民当局为培养这批学生具有殖民主义统治的才能，把军事训练、武士道精神、汉语列为主要课程。同时让战前德国为中国开办的学校相继复课，校名一律改为“公学堂”。当时青岛地区公学堂共有37所，在校生达到3356人。对这类学校，日本殖民当局从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控制校长、教员，对学生主要灌输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日本还向各公学堂派遣日本教师教授日文。殖民当局还设立5所日语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共有354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各方面人员。
日本二次侵占青岛后不久，仿照其在北京设立“国立新民学院”的办法，开办“新民塾”，成立“青年训练所”，培养所需的伪职人员。在此基础上，于1939年6月11日成立了北京新民学院青岛分会，北京新民学院的院长、日军中将佐藤亲自到青岛参加成立典礼。
青岛学院举行接受日本天皇赐金仪式（1942年）
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学校进行统治和监控。伪市政委员、后来担任伪市公署辅佐官的村地卓尔在伪学务委员会成立时说：“欲求中日亲善与东亚和平，必须先从改革教育着手。”《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9页，1938年。他们在扶植起伪政权后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恢复或新设各级各类学校，向青少年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强迫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自1938年3月起，恢复了市立中小学和私立学校。但“为根绝抗日教育及彻底使其明了新教育之方针，并慎重教员之铨衡计”，《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5期第12页，1939年。向各中小学校派驻了教育指导官，中等学校2名以上，其中一名担任副校长，市区小学每校一名，郊区小学则由一名教育指导官兼任一校或数校的“指导”工作。日本副校长和教育指导官在学校中掌握实权，指导监督校务，监视师生思想言行，打击破坏学校中的抗日活动，中国籍的校长对他们只能唯命是从。
为培养奴化教育的师资，1938年底在市立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教务部长和日语教员均为日本人。特别师范科“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使其确认中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使其确认更生新中国之姿态及振起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观念……使其深切认识与友邦日本之关系”，“使其深切认识对于时局及防共之必要，理解党化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之弊害至为要务”。《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3、24、27期，1938年。“特别师范生毕业之后……所担任之学科系以日语为主，目的为使中国第二代国民，人人均有学习日语之机会。因其所负之任务与中日两国之亲善关系甚大，故其所受之待遇亦颇优厚。”《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期，1939年。由于特别师范科所在的市立中学校舍狭小，难以满足日伪培养所需师资需要。1941年,日军将其占据的战前的市立女子中学校舍腾出一部分，设立师范学校，由日本人灵田寿雄任副校长，掌握实权。开学典礼时，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日本海军大佐绪方真记，日本总领事高冈，伪市长赵琪及日伪高级头目均到场“祝贺”。
日伪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的典型，当属东文书院。其校长李仲刚抗战前即在青岛创办私立东文书院，教授日语和古文。因公开鼓吹媚日卖国，被青岛市国民政府通缉，学校也被查封。青岛沦陷后东文书院重新开张，以“教授中日言文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1939年由日伪“名流”组成校董会，由伪市长任董事长，日本人木村兵三任副校长，增加了中学部，以教授日语和古文为主，教师半数以上是日本人，称日语为“国语”，中国语为“国文”，主要教文言文，生物、化学等课程也是用日语教，连《古文观止》也要用日语讲授，自然科学课程仅上1学期。夜学部设日语专修科和华语专修科，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1941年又增设日语研究科。1916年由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的青岛学院，此时已发展为商业学校、实业学校和纮宇女子学校3部分，均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兼收中国学生。此外，日本人设在青岛的1所医科专门学校、2所中学和5所小学，也招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在这些日本学校上学的中国青少年，更要接受日本教育。日本军政府还把日本中等学校定为培养基层军官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上学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样，接受日本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和法西斯军事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和等级观念，时刻准备“为大东亚圣战献身”。在日本学校里，日本侵略者虽然把中国学生当成日本人一样来教育了，但在人格上，中国学生却比日本学生低一等。日本人瞧不起中国学生，骂他们是“亡国奴”。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0)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设立各种成|人学校、补习学校，还有日华女学院（日本妇人会设立）、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暑期女子日语学校等等，对中国人教授日语、实施奴化教育。就是抗战前即为妓汝设立的女子补习学校，这时也派设了日本教师，足见其无孔不入。
日本侵略者设置学校的目的是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乖乖服从他们统治的顺民，最终达到“同化”中国人的目的。因此，尽量减少学校数量，降低教育层次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减少受教育年限和授课时间，降低文化和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同时强行设置日语课，强化日语教育。他们对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只字不提恢复的事。抗战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112所，日伪恢复最多时也只有80余所；市区原有市立小学25所，仅恢复了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也比抗战前的水平低很多。日本侵略者还将大量宽敞坚固，条件较好的校舍据为兵营或挪作他用。山东大学、市立男、女中学、市立师范学校及部分小学的校舍一直被日军占用，设施、设备也被劫掠一空。市立男、女中学只得改在狭小破陋、条件极差的两所小学校舍勉强上课，缺少理化试验仪器、图书和活动场地。
对于有抗日倾向或不遵从其奴化教育命令的学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在青岛沦陷前曾有激烈的抗日行动，日本侵略者迟迟不许该校复课。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借口重庆有人给铁中学生寄信联系，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逮捕师生30余人，酷刑拷打，致使2人死亡，多人终生伤残。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对原有的西方教会学校也派驻了教育指导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军管了美国教会办的6所学校，1944年又将这些学校没收，把学校里的英美籍人员遣送到潍县集中营。
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
1938年1月17日，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的第7天，成立了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1939年3月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以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的身份出任伪青岛市公署顾问。他在第一次到伪市公署视事时，便大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论调，并告诫伪职人员如不遵照他的旨意而采取对抗或消极的态度，他就要“挥泪斩马谡”。王逸《日伪政警特宪机构及其罪恶片断》，载《青岛文史资料》第5辑。兴亚院下设文化部，主管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宗教等，掌握进行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权力。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也在实施奴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伪政权、伪设机构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日本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要人每次都要参加，宣传“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思想。如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暑期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闭会式致词时，一再强调中国人不必“学欧美，致令人看不起”。《青岛特别市“兴亚纪念周”实施方案》，1942年，青岛市档案馆临23-2-223。1942年日伪“兴亚纪念周”期间由伪市公署教育局、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和日本居留民团共同举办“长途赛跑”。
1938年，日本还在海、陆军中设立了一个直属机构，称“宣抚班”，其成员深谙中国民风民俗。他们身着日本军服，臂戴“宣抚”袖章，随同日本军队或单独行动，到处开会讲演，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义举，炫耀日军侵略“战绩”，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清除抗日书籍、标语、宣传品和国民政府有关的物品、标志。如1938年，“宣抚班和满洲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王道满洲国展览会，将友邦满洲各种照片公开展览……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王道的乐土了。”《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7期，1938年。日军宣抚官还经常到学校训话，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1938年初，日军宣抚班随同日本侵略军，窜到青岛附近的农村，“举办爱护村青年团”，加以“训练”后，带到青岛市区参观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新政”，接受日伪头目的奴化教育训话。《青岛特别市治安维持会行政纪要汇编·总务行政119页》，1939年1月，青岛市档案馆B132A796。
伪教育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机关。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时，设教育科，由日本人任顾问和督学室主任。伪青岛市公署成立后，伪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局，先后由日本人饭田晁三、佐藤政吉、石川忠三郎任副局长。1943年，副局长改称辅佐官，并增设了三名日籍“专员”，以加强对伪教育局的控制。各科室的重要职位也都由日本人执掌。其中最典型的是督学室。从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的督学室六项职责中，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一、关于学校教职员之指导及监督事项，二、关于教材之审查及改善事项，三、关于教职员之成绩考查事项，四、关于学生成绩之考查事项，五、关于日语之奖励及普及事项，六、关于其他教育之改善振兴事项”。《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可见，督学室是日本人监督操纵伪教育局和各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督学室主任、嘱托和34名派驻到各中小学的教育指导官，均由日本人担任，整个督学室只有一个职位由汉奸充任。社会教育科科长最初由中国人担青岛小学教师黄云裳抱小孩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1)
任，1940年也改由饭田晁三兼任。这样，日本人就把对民众的教育教化和文化、宣传大权直接掌握于手中。庶务科设调查股，所负职责如下：“一、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计划事项，二、关于教育上重要之审议事项，三、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调查事项，四、关于教职员及学生之思想调查事项，五、关于法规之编纂及整理事项，六、关于统计报告事项”，可见是伪教育局内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其股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派的大久保清担任。《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
建立奴化教育组织和团体
日本再次侵占青岛之后，扶植汉奸成立了“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在即墨、胶州、李村各乡区设立新民会乡区总会，统管“体育协会、大训练处、青年团、少年团、各种分会、各种外廓团体”。《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联合协议会会序》，青岛市档案馆H13A822。新民会积极进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麻醉民众思想、消灭民族意识和思想统治。新民会自称：“政府掌管行政，新民会职司教化。”新民会“教化”的内容及其作用，就是所谓“与友邦日本密切协力于东亚解放之中”，“中日提携”、“促进对日之信仰心”。
1938年11月，日伪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的比例为6∶4。学务委员会还设若干名顾问，也由日本军政要员担任。《青岛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规则》规定：“为应青岛治安维持会咨询关于各校之经营事项起见，设立学务委员会”，其应答的咨询事项囊括了“学校经营之一切事项”，并规定“学务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及协议、决定等事项报告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得向治安维持会陈述意见”，“治安维持会委员得出席学务委员会陈述其意见”。《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3期14-15页，1938年。这样，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旨意既可以贯彻得更顺畅，又可以遮人耳目。实际上，伪学务委员会的报告和意见必须经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8年，伪治安维持会成立不久，还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成立起青岛中国妇人会、日华妇人会、东亚同文会青岛分会、兴亚俱乐部等组织，胁迫笼络中国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以便通过他们对青岛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化宣传。就连宗教团体，也成为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1939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慰问侵华日军，为市民讲演大乘精神，“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寺院和佛教同愿会还举行“日华思想亲善讲演会”，“大东亚阵亡英灵慰灵追荐会”。
日本侵略者还成立伪青年团、少年团和少女团，施以奴化教育。1938年3月，陆军“宣抚班”为“使一般青年养成纯洁高尚之操行，……而实行中日敦睦起见”，在市区小学内相继成立起伪少年队，取代原童子军组织，“均经宣抚班派宣抚官负责教练”。紧接着又伙同伪政权于5月15日成立了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总团长。其9名顾问中，有6人是日本军政学界要人。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的名誉指导员为日军宣抚官和日本青岛学院的日本教师。1942年，伪新民会在报告中称：“现时华北所处之情势，在外为协力友邦日本争取东亚解放之后方基地，在内为剿共防共实行建国之基本据点。以是生于斯长于斯之华北青年，其使命与任务之重大，当为吾人有目共睹之事。本会以前即行重视而作为（新民）会工作推进之主要对象，现时对于青少年团之组织益形急进……今后当尽力实行调整，加强训练……”，并决定将对伪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分期择优实行团员训练”。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联合协议会会议录，青岛市档案馆H13A1048。《青岛中国少年团团则》规定的方针是：“使中国少年阶级者脱离国民党教育之弊害，……而为中日敦睦之先驱”，其纲要、标语中尽为“先驱以亲日”、“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的内容。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门胁在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想诸位在事变以前，曾受到极大危险，经极大困难。推原其故，皆因以前不正确之教育，不正当之指教所致。诸位宝贵的前程几乎耽误，可谓痛心。现在中日敦睦，实行提携，而中国第二代国民责任特别重大……为谋东亚和平，自非中日两国的第二代国民密切携手不可。”《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4期“教育史料”，1938年6-7月，青岛市档案馆。
对侵占地东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成立了“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以长春（改名为“新京”）为“首都”。1934年又改称“满洲帝国”，改称溥仪为“皇帝”。伪满洲国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北、内蒙古的东部地区。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读“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东北地区才回到中国的怀抱。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制造了“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骗局。
控制教育管理权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初期，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学校，并对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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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2)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无论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Сhā，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Сhā手到伪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在伪满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中，同其他各部一样，先后实行“总务司中心制”和“次长中心制”，而总务司长均是日本人。实际上，伪文教部的权力几乎完全控制在总务司司长日本人手中。1937年7月后，伪满洲国务部总务司撤销，改设“大臣官房”，实行“次长中心制”，各部次长一律由日本人担任。在伪满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力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在部分学校被迫录用日系教师。
日本侵略者不仅牢牢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伪当局以“民政部训令”发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规定：“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进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训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7月，伪文教部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布置有关学校恢复事宜，特别强调教育法规的统一。随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规定，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制定奴化教育方针
日本侵略者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政权时就提出，要使之“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满洲国”教育方针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防止汉民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第560页。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实行王道主义”。“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1933年出版。所谓“王道教育”，是在“仁义”、“礼让”、“亲仁善邻”、“民族协和”、“人类相爱”等骗人词句掩盖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其实质是通过铲除民族观念、泯灭反抗意识，使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1935年5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日归来，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极力吹捧日本天皇统治体制和扶植伪满洲国的“功绩”，声称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人民效忠日本天皇，“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5页。此后，伪满洲国便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建国精神的根本”和教育的主要目的。1936年伪满文教部提出，小学教育“基于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基调东洋道德，涵养其道德……表现与友邦日本不可分之关系”。
从所谓的“王道教育”到“日满一德一心”的灌输，表现出伪满教育方针的殖民性越来越突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教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殖民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
强化奴化教育措施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日本侵略者首先对东北教育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摧残，然后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而日本侵略者优先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限制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奴化教育的措施：
1北嘈磁化教育教材。“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便发布“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2年4月，伪国务院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连续两次“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并强调：“是项禁令亟应严切实行”，“勿稍疏忽”。《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伪康德四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日伪当局强行输入大量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并且迫不及待地组织编写奴化教育教材。1932年，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任命“编审官”，建立编写机构。1933年3月起着手编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所用全套“国定教科书”。1935年12月，“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全部编完出版，并出版了由“帝国教育会”编纂、伪文教部的“审定教科书”共23种29册，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3)
2鄙柚门化教育的课程。1935年12月，伪文教部发布《关于小学校教科规程之件》，规定“日本语得由初等小学校第一学年教授之”。由于日语师资不足，因而初级小学一般在第三学年开始上日语课，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均从第一学年起开设日语课。1936年，日伪当局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允许一些学校的学生参加，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时优先录用。伪文教部还强令；日语教师在教授时，“不仅练习语学，并须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并“使教职员及学生理解日语普及的重要……厉行学习日本语”。《教育杂志》第27卷第7号，1937年5月30日。从1936年1月起，小学课程增设修身、经学、日语及女生的家事、裁缝等。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学科要旨规定，修身科“根据建国精神，涵养学生之德性，培育优良国民之信念及指导道德之实践为要旨”；历史科“教授国史及东亚史之大要，阐明建国精神，使体得国体之意义，养成国民之志操为要旨”。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充斥着奴化教育的思想内容。
3奔忧渴ψ逝嘌岛投窖视学制度。日本侵略者认为，实施奴化教育关键在于“直接担当指导教化学生之教师素质如何”。这里所说的教师“素质”，主要是指教师对“建国精神”、“王道政治”和“日满一德一心”等理解和运用程度如何。日伪当局以提高教师“素质”为借口，于1932年8月在长春(伪首都新京)开办“教员讲习会”，并以此为基础于1933年4月成立“教员讲习所”(后改为中央师道训练所)，对各地选来的中小学教员施以再教育。主要讲授“建国精神”、“王道主义”、“国际情况以及满洲国教育之奉旨”、“经学真谛”等。目的是清除教师的“不纯思想”，使其更好地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同时，各地也举办地方教员讲习会，印发《普及建国精神教育资料》专书。还向日本国选派教员留学生，使之“受日本学校教育之实地训练，并以补益日满亲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培养推行奴化教育的骨干教师。
为了实施殖民奴化教育，伪满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伪文教部设立督学官室，设督学官。各地也大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日伪当局提出：“为视学者，咸宜尊重教育之神圣与使命之重大，务善导国民之思想，以养成忠良之国民。”《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下卷第915页。1934年，日伪当局在《视学须知》中指出：“指导监督”者“居于指导监督教员之地位”，应理解“满洲建国之真意，以谋教育之普及”；“应研究王道真义，以努力王道教育之建设”。齐红深、徐治中《中国教育督导纲鉴》，第16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1936年，又在《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中把“建国精神”实施状况、“日本语普及之状况”及“教科书之使用状况”等列为视察的主要内容。可见，所谓“指导监督”机构，实际是教育方面的警察机关，各级视导人员实际是教育警察，他们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监督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并向日伪当局收集情报，以便制定奴化教育的政策和措施。所以，各级视学机构大都由日本人控制，在实施奴化教育的过程中，起了监察督办的作用。
制定奴化教育学制
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日伪统治者基本上沿用中国原有学制，只是对教育内容加以改动。伪民生部认为：“自建国以后……实行的教育制度，是沿袭旧政权时代的制度，不过仅仅把教育内容加了一番改善罢了。然而照我国的特殊性质来看，仅依赖内容的改善，还不能实现新国家的大理想。换言之，要希望国民教育的彻底，对旧的教育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我国的教育制度》，伪满洲国民生部《旬报》，伪康德7年。在日伪统治者看来，原学制修业年限过长，不能适应日本侵略者的急需，原学制注重基础教育，未把职业教育放到主要地位，这就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扩大经济掠夺，急需大批具有初、中级技术水平的熟练工人的要求。总之，原学制不能适应“建国精神”、“日满一体”、“唯神之道”的殖民主义伪满洲国学制图
教育宗旨，必须重建“新学制”。
为此，日伪当局从1932年6月始，做了历时5年之久的准备工作。1936年，日伪当局在完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建立起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之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重点开始向掠夺军需资源，扩军备战的方向转移。基于这种帝国主义政治、军事的需要，“新学制”的制定也加快了步伐。1937年4月，伪满洲国政府将决定的学制“成案”提交“学制调查委员会”，征求意见，其后由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审议通过。于1937年5月2日，即溥仪“访日宣诏”公布两周年之际正式公布，并规定从1938年1月1日起实行。同时，与“新学制”相配套的各级各类学校令由伪民生部大臣公布。1937年10月，伪民生部又公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的实施细则(学校规程)。伪满“新学制”的颁布和推行，标志着殖民主义教育在东北的全面实施及殖民教育体系在东北的正式确立。
“新学制”的基本内容是：
1碧岢鐾暾的奴化教育方针。其内容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这一奴化教育方针，把“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殖民主义思想作为教育的“根基”和青少年的道德规范。反对“偏重知识教育”，强调“知识技能”教育和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使青少年成为忠于日皇、具有某种技能和健康体魄的熟练劳动力，以便供日本侵略者驱使，为其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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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妨⑾低车闹趁窠逃体系。“新学制”将学校系统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职业教育两个门类。初等教育是伪满教育的重点。包括国民学校(初级小学)四年，国民优级学校(高级学校)二年。国民学校培养目的是：“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培植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予国民日常生活上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育成忠良国民之性格”。《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国民优级学校培养目的是：“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涵养国民道德，主授关于实务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提高其为忠良国民之资质。”中等教育是“新学制”的主体。包括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由原来的六年降为四年，目的是“施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之国民教育，养成堪为国民之中坚者”。学校分为农、工、商等科，实际上均为职业教育，而非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其目的是“以修炼巩固之国民精神，修得高等学术理论及实际，养成国家枢要之人才”。大学分为农、工、医、政法等类，除医科类修业年限为四年外，其余均为三年，比原来缩短了一年。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除“建国大学”外，均为专科学校和准大学。师道教育(师范教育)，包括师道特修科、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三个方面，是“新学制”的重点，目的是为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中小学教师。职业教育，实际上是技工学校，目的是“涵养国民道德，授予关于职业之知识、技能”，为各生产部门培养劳动力。
伪满洲国的“新学制”是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制度，充分体现了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其特点主要是：①突出奴化思想教育。“新学制”把奴化思想教育摆在特殊重要的地位，贯穿在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和日常训练等各方面。初等教育设置“国民科”，将“诏书”、“敕语”等宣扬殖民主义的东西作为教学内容，几乎占去全部课时的一半。中等以上学校均设有“国民道德”课，内容则是宣传“皇道”、“神道”、“建国精神”、“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精神毒素。②把日本语列为“国语”。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和加强日语教学，中学的日语课已超过了“满语”的时数，大学则完全用日语讲授。③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降低教育水平，实行愚民政策。中等教育由六年制缩短为四年制；高等教育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的学制整整缩短了5年。再加上精神教育、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从而限制青少年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降低了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④强调“实务教育”，使中等教育职业化。在各种国民高等学校中，减少中等文化基础课的分量，实业科增加课时，占全部课时的1／2；取消了系统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强调实际操作的训练。学校成了名副其实的劳作训练中心。参见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第302-30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实行战时教育体制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伪满洲国陆续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国家总动员法》、《劳动统制法》等法令，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使侵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物资保障，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东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伪满皇帝就发布了由关东军起草的《关于大东亚圣战的诏书》，要求“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他们还制定了《治安维持法》、《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等法令，强化法西斯统治。在经济方面，制定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劳务新体制要纲》和《国民勤劳奉公法》等法令，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在这种形势下，日伪当局为使教育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殖民奴化教育进行了强化。
1奔忧烤事训练。1940年2月，伪满洲国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令》，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同年12月，日伪当局对学校规程进行了修正，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增设教练科，在中等以上的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各校的军事训练由配备在各校的军事教官具体负责。主要训练内容，一是进行军人思想素质训练，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服从的思想。如：把学校、年级、班级分别编成大队、中队、小队，队员绝对服从大、中、小队长，全体队员要绝对服从教官，并有极其严厉的体罚措施。二是战斗能力的训练，包括射击、指挥法、防毒、防空、防卫、阵中勤务、旗语、距离测量、测图等项内容。目的是使青少年学生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和防卫能力，以适应战争需要。三是进行军事演习。各校每年进行一次行军演习，高年级学生全副武装在前，低年级学生列队随后，沿途派出侦察兵搜索“敌情”，进行假设性战斗演习，培养实战能力。四是入营训练。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年级都要有一次入营训练。到伪满“国兵”营和士兵一起生活，受训上课、站岗放哨等，使学生体验军营生活。各类大学的军事训练除一般的训练外，还设有战车训练、马术训练、航空训练等。1943年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日伪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军事训练。3月，把中、小学原来的体育科改成体练科，并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使学校体育转向军事化。学校军事训练的时数大大增加，训练内容增多。过去每周规定一定的时数，现在实行“终日训练”，过去是一般项目的训练，此时则增加了“实战训练”，如进行包扎、救护、行军、防空等，还组织学生到兵营去实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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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奔忧慷越逃的统治。1942年12月8日，伪满洲国发表了《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十年施政的三项基本方针之一是：“振兴文教，谋产业之划期的发展之同时，并作勤劳兴国之民风，以使民生向上，用期培养充实国力。”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日伪当局于1943年4月重新设立文教部，强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作用。新建文教部设官房和学务、教学，教化三司，其中教学司是重心。它由原民生部教育司的教学官室和编审官室合并扩大而成，设企划、指导、编审三个部，掌握教育内容。其中企划部掌管教育计划、“建国精神显扬”对策、思想对策及时局教育、学校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等事项；指导部掌管视学制度运用、训练师资、军事教育、“勤劳奉仕”等事项。编审部掌管学校用教科书的编审和发行及分配、学校用图书的审查、教学要点、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及国语、日语、蒙语调查等事项。可见，日伪统治者重建文教部，是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加强对教育的统制，为侵略战争服务。不久，日伪当局又公布了文教审议委员会官制，成立最高文教政策审议机关——文教审议会，“从而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局确立文教决战体制”，使教育彻底适合“大东亚圣战”的需要。
3奔忧俊敖ü精神”教育。所谓“建国精神”，其基本思想是“日满一德一心”和“民族协和”。1940年7月15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创立“建国神庙”，奉祀“建国神庙”诏书日本的“天照大神”，极力宣扬“唯神之道”，并把它作为“建国精神”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唯神之道者，盖即神之道，亦即神所启示之道，乃奉体神意以为生活之原则者也”。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基地1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日本侵略者把“天照大神”看成是宇宙间最高的神，是日本皇室的“祖神”，胡说由于“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护才诞生了“满洲国”，所以“满洲国”国民必须恭敬“天照大神”，尽忠诚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所谓“建国精神”教育，实质上是要人们崇敬和服从日本天皇，拥护日伪的殖民统治。1943年，日伪统治者为了强化“建国精神”教育，把原来初等教育设置的“国民”科和中等教育设置的“国民道德”科一律改为“建国精神”科。中学的“建国精神”科分为“国本”(“建国精神”)和“国势”(地理，历史)两部分，而以“国本”为主。日伪当局在发布的《关于国民高等学校建国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的训令中，明确规定了“建国精神”科的教育目的和各年级的教育要点。一年级的教育要点是“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忠孝”、“建国之理想”、“学生之使命”、礼法等；二年级为“建国神庙”、“国体”、“勤劳”、“本分”、“礼法”等；三年级为“唯神之道”、“至诚”、“尚武”、“报恩”、“道义”、“礼法”等；四年级为“日本之国体”、“东亚之共荣”、“政治”、“国防”、“经济”、“国民觉悟”、“礼法”等。每项要点里又分为若干个项目。如“日本之国体”一项包括“肇国之精神，天照大神之神敕”、“皇谟、神武天皇之诏敕”、“日本国体之精华及其历史”、“对美英宣战之诏敕，日本世界观”等项内容。齐红深《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第2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日伪当局对该科教学特别重视，实行“新学制”之初，国民道德科占总课时的5％，改成“建国精神”科后，则增加到125％，增加了一倍还多。
除去“建国精神”科外，其他各种教学也渗透着“建国精神”教育。国语科中，选编了有“建国精神”内容的课文。此外，“建国精神”教育贯穿在各项日常活动和“式日”活动中。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升伪国旗，向伪皇宫和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领读或齐诵“国民训”，校长或值日教员训话、做“建国体操”等。每天放学前以班为单位举行“终礼”，反省一天的行为。1943年以后，有的学校竟一天进行3次拜神活动。“式日”主要有元旦、入学日、毕业日、建校纪念日、春秋祀孔、“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以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式日”皆按程序举行“典礼”，其程序与“朝礼”大同小异。通过这些活动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4奔忧渴本纸逃。时局教育是日伪统治者在战争环境下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增加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内容是：诵读伪满洲国发布的《国民训》和各省发布的《省训》；组织学生收听重要时局新闻，观看日寇侵战胜利的影片；要求学生写“时局日记”，以增强对时局的认识；通过各科教学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等等。这些时局教育活动，一方面要青年学生在战时环境下“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是向青年学生灌输战争意识，使之为“大东亚圣战”效劳。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列为教育的重点，有的学校还成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吉林省还发布了《时局训》，作为时局教育的依据。其内容是：“①奉戴《时局诏书》；②明徽大东亚圣战；③坚持日本必胜之大信念；④致率先垂范职域奉公之诚；⑤挺身于国土防卫、物资增产以协力亲邦圣战之完遂。”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117~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伪统治者还强令各校学生参加捐献和回收各种战争物资运动，以补充战争军需的生产材料，并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和游行、为日军写慰问信、制作纪念品等。这些活动的宗旨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教育侵略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6)
5鼻科妊生“勤劳奉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伪满洲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被迫参加所谓“勤劳奉仕”活动。1942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教育设施的在校学生，都组成“勤劳奉公队”，每年参加一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同时规定，学生如无正当理由而完不成规定的“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1944年4月，伪文教部又发布了《大学战时体制确立要纲》，要求大学生每年要有二至三个月的“勤劳奉仕”服务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等。到后来，青年学生们几乎被迫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日伪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伪满的大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1943年，日伪当局在修正学校规程时，又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中，并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日数：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15天以内；初等学校学生每年10天以内。但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也随着延长，从3个月以至达到半年之多。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城市学生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种植蓖麻、打军草；到“忠灵塔”、神社等地进行清扫，等等。农村学生则多从事农业劳动，如除草、挖水沟、播种、收获等，也参加修路等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加。“勤劳奉仕”活动在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有的学校则按校内协和少年团编制组成学生“勤劳奉仕队”。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指导和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切合日伪当局的迫切需要。“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对侵占地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
早在1911年，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就策划“满蒙独立”。1934年4月23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司令部”，换用蓝地上角有红、黄、白的三条旗，表明脱离中国版籍，5月12日在德化市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操纵成立傀儡政权，相继在张家口建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建立“晋北自治政府”，在绥远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在这三个伪政府基础上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一般称之为“蒙疆政府”。伪蒙疆政权所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和察南政厅(后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后改为大同省)。
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
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的统治方法类似于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各级政权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执掌政府核心大权的总务厅长官和绝大部分成员由日本人充当。在政府机关各部局皆有日本人次长，掌握实权。驻蒙军司令官是“蒙疆政权”的太上皇，他通过驻蒙军政治参谋、最高顾问、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和日本驻蒙疆大使来实现对“蒙疆政权”的控制。当时，日本方面认为：“蒙疆是被赤化了的外蒙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连接地带。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固的政权，在军事上可以切断自中国事变以来一直进行援助、煽动对日抵抗的苏联的武器供给通道，在思想上可以阻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赤化。这是一大防共阵地。”小林知治《话说跃进的蒙疆》，国防攻究会发行。“蒙疆政权”教育的核心也是###教育。日本陆军大学校长林铣十郎就对最早从事内蒙地区教育的笹目恒雄说：“由于共产革命使帝制俄罗斯覆灭。受其影响，邻近的哈尔哈蒙古独立，他们在巩固了国内之后，就要将其思想向四邻传布。”笹目恒雄《戴天义塾、日蒙协会、善邻协会》，载善邻协会编《善邻协会史资料》，昭和56年。在关东军中积极推动“内蒙工作”的松室孝良就蒙疆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排除在外蒙古实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内蒙古实行的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教育，普及王道主义教育。”《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载《现代史资料》，美铃书房，昭和39年。“蒙疆政权察南政厅”规定：“要根本铲除由过去的欺骗、容共政策而培养起来的排外抗日思想。”《察南自治政府史》，昭和16年。1940年，“蒙疆政权”在教科书编辑“要领”中提出：必须强调防共。在蒙疆最高学府蒙疆学院的教育活动中非常重视“防共”，“不仅是‘蒙疆政权’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性的课题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产生抗日思想及运动的温床。”必须加以克服。在蒙疆学院的教育方针中规定：“蒙疆学院基于政府的施政要领，招收四民族的学生，以教育培养政府官吏和其他必须的人才。其目的是让学生认识本地区历史、地理上的特殊性，整备防共第一的总动员体制。”《蒙疆学院便览》，成纪734年。在善邻协会举办的青少年养成所，让学生制作###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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