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他和曼杰斯塔姆曾读着配给卡取乐，企图以此命名失乐园。现在这两个人又在身份文件上故计重演。《一线希望》(hope

against

hope)里对这个场面有所描述：必须承认效果更令人沮丧。在配给卡上他们很快读出了优待券的独奏，两人齐唱：“牛­奶­、牛­奶­、牛­奶­……­奶­酪、猪­肉­……”在雅洪托夫读身份文件时，他尽力使声音有一些不祥又危险的变调：“基于签发的……签发的……签发的……特殊的条文……允许居住,

允许居住，允许居住……”如爱丽丝这个理智的读者在疯狂命名的镜中世界中发现的，所有真实的读解都具有颠覆­性­。一位加拿大首相捣毁了铁路，把这叫作“进步”；一个瑞士商人买卖掠夺品，把这唤为“商业”；一位阿根廷总统为谋杀者提供庇护，把这称作“大赦”。

为了反对类似的用词不当，读者可以打开书本。如此，阅读帮助我们在喧哗中保持连贯­性­，而不是抹杀它；不是把经验封入辞藻之中，而是允许它以自己令人目眩的方式前行；不是去相信文字闪闪发光的表面意思，而是探索它们的隐蔽之处。我们时代可怜的神话在于惧怕深入表象。我们不相信深度，我们取笑绵长的沉思。大大小小惊悚的图像拂过我们的屏幕，但我们并不希望利用评论使它们慢下来：我们想看格洛斯特的眼睛被拔出来却不耐坐着看完《李尔王》。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我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看电视，不停地换台。也许是偶合吧，每一个在屏幕上停留数秒的影像不是某人被杀或被打，就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孔，或者爆炸的汽车或楼房。突然我认识到我刚才轻轻掠过的画面并不是一场戏，而是波斯尼亚的新闻报道。

我曾在越来越淡化的暴力恐怖的影像中，无动于衷地看着一个活人被真实的子弹­射­中。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说大屠杀把人类能想象出来的可怕地狱转换成骨­肉­烧焦的现实；也许这场转换标志着我们开始无力想象另一个人的痛苦。例如在中世纪，无数油画中描绘的对殉道者残酷的迫害从不仅仅被当作可怕的图像：孕育并定义他们的神学(不管多么教条，多么死板)阐释他们，对他们的再现是为了帮助观者反思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苦难。

不是每个观者都能从画面的场景中看得更远，但进一步反思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毕竟，图像或文本只能提供更进一步或更深度的读解机会；读者或观者可以拒绝这种机会，如果仅仅把文本和图像看作在纸上的轻描、木头或帆布上的污点。我相信，那晚我看过的图像只是表象；如同Se情文学(政治口号、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广告食物)，它们只提供感观能立即吸收的东西，稍纵即逝，根本没有空间或时间来回味。爱丽丝的镜中森林不是由这些意象构成的：它具有深度，要求思考，即使(在穿越森林的过程中)它没有用词汇来命名具体的元素。真正的经验和真正的艺术(无论这个形容词多让人不安)有共通­性­：它们总是比我们的理解宏大，甚至超出我们的理解力。它们的边界总是稍稍超出我们能力所及，如阿根廷诗人阿莱杭德拉-

皮萨尔尼克(alejandra

pizarnik)曾描写的：如果灵魂要问，还要走多远？你必须回答：在河的另一边，不在这边，在那边。

为了达到那边，我已有了许多了不起的向导。有的是压倒­性­的，如博尔赫斯；其他的更为亲密一些，如科塔萨尔或辛茜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多数是有趣的，如切斯特顿(chesterton)或斯蒂文森；少数人的启发­性­超出我的期望，如理查德-欧南(richard

outram)。他们的作品在我记忆的图书馆里不停变换，其中的各类情境——年龄和不耐，不同的天空和声音，新的旧的阅读——不住地转换书卷、删去段落、在空白处加入注释、变换封面、发明题目。

我想起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描写的道德家约瑟夫-优贝特(jose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