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地门清。

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Сhā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还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近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有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没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

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是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深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但庆亲王奕劻最大的毛病是好货贪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是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西太后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劾屡上，但奕劻始终不倒。西太后未必不知道奕劻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劻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点寡人之疾。

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两场*事件。第一件是跟*，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被御史参了一本。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西太后知道，也就是骂了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

然而，三年之后，载贝子把事情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载贝子着了迷。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很快，事情为奕劻、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缸，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买杨翠喜时的银子，原本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

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即使把事抹平，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劻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但此时满人的江山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

当权贵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可靠固然还可靠，但江山却已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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