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而内*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被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难以令人信服。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

袁世凯对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对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只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他们的反抗将被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有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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