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的进行，4月26日下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北方农民运动应积极注意”，第二期北伐期间，“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ww***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北伐军是孤军奋斗的。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这个提案得到通过。为加强对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北伐军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是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他从农讲所选拔了熟悉北方形，并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者百余人，赶赴河南战区进行农运。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及农讲所部分学员前往河南，**以全国农协代表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有了深入的展。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河南有农协会员24万多人，湖北250万人，陕西70万人，广东70万人，江西38万人，四川3万人，福建、山西、安徽、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农协会员也大大增加。ww湖南居全国位，会员有600余万人，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遍及城乡，农民自卫军有7000余人枪，梭镖队到处都是。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浏阳、醴陵、湘潭等县的农民，已开始清丈田库、Сhā标分田了。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展的重要时刻，中国大革命陷入危机之中。一方面，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及其对**中央的严重影响，**在4月27日至5月6日召开的**五大上提出的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展农民武装，建立村民自治政权的提案未被大会讨论。在陈独秀等人的­操­纵下，第五次代表大会甚至把**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另一方面，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有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武汉政府也日益右倾，压制工农运动。**在危难之中，肩负起全国农协的工作，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以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的名义，出《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训令”说：农民是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酷烈的阶级之一；农民为解除剥削和压迫，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责任，在于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解放全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展之可能”；农民向土豪劣绅猛烈反攻，实在是“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是“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可是“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及时得到国民政府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

“训令”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从而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藉口。又由于各地的农民斗争，有些限于地方­性­，没有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利于巩固统一战线。鉴于此，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训令湘鄂赣农民，必须“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这种民主自治政府，“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人群，均得充分参加”。“训令”认为继续展农协组织及创设乡区县自治机关，是农运展到新阶段的新政策，并提出了乡区自治机关的七项任务。

“训令”还要求各地农协，“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势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唯有这样做，才能“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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