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正要上船去湖南的**被通知留下参加会议，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ww***当时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向中央写来一信，提出这样的主张：由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往广东，以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这是很错误的”，**在会上断然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的观点，得到以瞿秋白为的临时党中央的赞同支持，决定对**加以重任，改变派**赴湘南的决定，于8月12日任命**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全省的秋收起义。

8月18日、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ww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省委的多数同志“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始终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况，力主缩小暴动范围。经过激烈争论，多数同志赞同了**的主张，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湖南省委放弃了原拟的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湖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的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同时暴动的是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这个区域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以牵制敌人。

关于起义的军事问题，**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党“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起义的领导问题，湖南省委认为“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因而决定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用**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起义“应高高打出**的旗子”的思想指导下，湖南省委决定组织起义的两个领导机构：一为以**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一为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的行动委员会。

关于起义的时间问题，党中央曾有两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一次则是8月下旬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对此，湖南省委采取积极捕捉战机的态度，而没有盲目地限期执行。8月底，省委接到**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况的报告后，当即在8月30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讨论了暴动的最后计划，常委进委分工，“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挥湖（湘）北工作，同时也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但起义的时间还需视各地况再作决定。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结束之后，**立即乘火车去安源部署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朱水连、陈永清等同志，听取了株洲方面的汇报，对株洲的暴动作了具体部署。9月初，**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安源工作补习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会议将参加起义的主力，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新亚、苏先俊分任团长。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原来都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能及时赶到，这时还驻扎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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