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党中央此时对红四军况的了解还不全面，因而还不能作出更深刻的指示，但它已经初步给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结论，明确支持**的正确主张，而对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可惜的是，党中央这封指示信没能如期送达红军前委，所以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7月间，陈毅于苏区出，经厦门赴上海，在9月中央召开的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上，陈毅除向党中央写了书面的《关于朱毛红军及其历史状况的报告》外，还口头向党中央忠实地汇报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的争论，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已离开部队等况。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几次召开会议讨论，在8月指示信的基础上，于9月28日晚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给红四军前委写了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即历史上有名的中央“九月来信”。这封信是由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执笔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中央“九月来信”谈了9个方面的问题，主要内容是：先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分析，指出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并且日益加深，加上各个帝国主义的唆使，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红军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展壮大自己，只有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用工农暴动的力量，才能消灭军阀混战。来信肯定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红军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以免使根据地的一切行动成为单纯的军事活动。来信指出，红军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斗争有展可能的地方，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若停滞不前，将减少红军的政治意义。指示红军决不应以较小的兵力与较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战，而应寻其较小于我的敌人，集中兵力坚决歼灭它，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来信指出，根据地的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动，才不是少数个人的英勇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来信还指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来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了原因，说这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所造成的，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指出要以政治教育去动红军士兵自觉地向上，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但又要坚决地废止­肉­刑。最后，来信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并指示**仍为前委书记。

中央“九月来信”，直接促成了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帮助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写成。**亲笔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中说：古田会议“站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根据中央指示，陈毅迅即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并在11月18日的前委上杭官庄会议上，忠实地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11月23日，红四军再占汀州，前委即决定由陈毅去请**回来负责。关于这段历史，陈毅的女儿丹淮在《红军时期——陈毅与**的友谊》一文中有着细致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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