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正学校办公，李庆云（当时的上海文学院党委书记）来了，在我办公桌前一坐，谈起来了。

老刘啊，听说你最近搞­性­科学研究，搞得很起劲，我有些担心。你搞婚姻家庭研究已经小有名气了，继续搞下去不是很好吗，何必搞什么­性­不­性­的呢？弄不好有危险呢！他说。

什么危险，难道会开除党籍吗？话一说出口，我感到有些顶撞了，不礼貌了，于是尽量语气和平地说：­性­学研究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总要有人去闯，让我去闯吧！

他停顿了一会，看着我，略带微笑地说：那好，你可要谨慎小心啊！

这位老­干­部很爱才，心很好，他完全是关心我爱护我。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干­下去，但的确要谨慎小心。

我的妻子也是爱护我的，也担心我会出事。枕边的劝告不知有多少次了，我都没听。我在刊物上多次表有关­性­科学、­性­教育的文章，表一次，惹她不高兴一次。常有这种况，她一下班回家就略含不悦之­色­地责问我：你又在某某杂志写­性­文章了，对吗？

是啊，人家来约稿，不可却。

哼，我们医院的同事说，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啦！叫我多难为！

有什么难为？我半开玩笑地说：难道你没老公，你们没老婆，做和尚、尼姑才不难为？

我不管，不许你再写了，再写我就和你吵。

怎么办？妻子的这种心我能理解，可是也不能为此搁笔呀！不过，别把矛盾激化了，最后我答应她，文章不写不行，以后多用笔名，不让人知道是我写的，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摘自刘达临《一个­性­学家的日记》

徐兆寿：这是你在1986年10月9日写的一则日记，也是你研究­性­文化最早遇到的阻力。不过，这两个人后来都给予了您很大的支持。那么，除了这些最近的阻力外，来自社会的阻力有哪些呢？

刘达临：1987年1月17日，我的《­性­社会学》被封了，整整4万册。当时是因为政治原因。后经过一年的审查，才开始行。1987年2月1日，我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邀请我到哈尔滨讲课的那位负责人被降职调离工作了。我的心里很难过。

1988年7月21日，中国第一个­性­学杂志《­性­教育》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像是生了个大胖儿子一样高兴。这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性­学双月刊杂志。创刊号印6万册，工会、­妇­联、计划生育、大学等系统有不少内部订数，海内外报刊也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后来深圳方面不但不给允诺的几万元钱，也没有了把内部刊物《­性­教育》转成公开行的行动，最可气的是在1989年6月单方面撤销了我的总编一职。至此，这个总共才出了五期的全国第一份­性­学杂志就此停办了。6月14日，上海­性­研究会开了会长、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性­教育》杂志的问题。会议决定，因为我与深圳方面合作的很多事都未及时向研究会汇报，才造成了这种损失，所以经济上的损失应由我个人负责。在当时的几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怨。

11.从一个­性­学家的经历察看中国百年­性­观念（11）

( 徐兆寿：您最早得到的支持来自哪里？

刘达临：1982年，我离开了上海自动化议表一厂，进入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主要做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研究。ww***1985年1月，我们对杂志进行改革时，大家提出应该对­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讲者之一。所以说是《社会》杂志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讲座中，学员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这些学员帮助我完成了后来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工作。

1988年6月18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推广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的会议，这是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学研究可以说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再也不是民间的或学术界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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