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拿出不知是谁给她的那封要她回校，领导“风雷”纵队的信给她看，她看罢把那信撕了个粉碎，骂着：“杨功志，卑鄙无耻的小人，还想诱骗我去当什么‘风雷’司令，我再不会疯的！”又接着说：“他还说和我爸和褚书记是他们这派保着，以为我就会参加他那一派，我才不呢！是花花轿我也不坐了……”

西北黄土高坡的寒风玄冰没能阻拦住东南上海刮来的“一月风暴”。ww这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天下，势不可遏地扑向了三秦大地的旮旯拐角，瓮城地面也在劫难逃。

各种名­色­的群众组织都厉兵秣马，纷纷投入到夺权的厮杀中。武斗在“文攻”烟幕的掩护下逐步升级。

工农造反总部的头头时谦后，原本就是夏吉宪手上处理过的­干­部，他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革命理论，除了以明抢暗送的手段集中了各公社、县武部的枪支弹药外，还通过西安的造反派从一些国防工厂弄来了手雷、手榴弹、土炮，武装了工农造反总部的队伍。

以农村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红­色­捍卫军也集中了农村民兵训练时的枪支，组成了一支敢与工农造反总部抗衡的队伍，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些当年随着红军打过游击的老人手，在山地运动战方面还有一定经验，这就形成了“东风吹，战鼓擂，谁也不会害怕谁”的对峙局面。

当此硝烟弥漫的关头，吕春和她的骨­干­们怯火了，正值学生界又刮飞一股“徒步串联”的长征风，吕春便同她的骨­干­成员去“长征”，把瓮城中学完全交给工农造反总部作为一个据点使用，风雷纵队的成员更不敢进校，直到“大联合”时，无论是两派学生中的头头，还是学生们都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学校。

瓮城两派，也进行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武斗，其中的“3·17”“5·23”“6·11”是那些传单上描述最惨烈的武斗，其实仅是声势而已，毕竟双方战斗人员都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枪一响有的逃跑、多数后退，真正勇敢者为数不多，双方都有受伤的、致残的，但没有死亡的。死的也有，但不是在武斗战场而是因自制炸弹失事而死，或是自己误伤而死。就像工农造反总部的一个好奇的人不信那绳子一拉手雷能炸响，在自己的营舍里拉响了一颗手雷，炸死五六个、伤了七八个，令人十分遗憾和悲痛，怪谁？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陕西驻军司令部转了山西军区的《七·二四布告》，以强硬措施给两派头头办学习班，收缴武器，瓮城也平安了。

在这期间，夏如锦带着青枣悄悄地回了县城，母亲坚决反对她住在县城家里，给她带足了钱和粮票，打她跟青枣又回到便于她藏身的川子沟。

天气渐渐变冷，山沟小溪细流叮咚吟唱的婉妙声变得沙哑了，山风嗖嗖，落木萧萧，革命造反的人们，热也衰减了许多，不似暑天那么如火如荼。

机关单位、学校、工厂……正常的劳动、学习秩序仍没有恢复，不上班的男人窜到荒山野坡去打猎，获取野味以使家人享得口福，女人们加紧打点大人小孩的棉衣鞋袜，以备老小过冬之用。

夏如锦的母亲托事请假，悄悄地溜到贫下中农捍卫军势力最强的狼洼峪，打听老夏的近况，这是很不恰当的行动，但是由不了自己的。

到了那里，见到了被捍卫军派人管制着学习文件、读《毛选》的老夏和褚书记，他们两人也没见瘦多少，­精­神也还好。

褚哲明向她介绍，他们在这里除过学习之外，有时在自己强烈要求下，也会经批准参加社员们冬季送粪劳动。晚上或雨雪天参加贫下中农捍卫军组织的“斗私批修”会，和大家一样围坐在生产队的一个大房子里的火炕旁接受批判或是自我批判。那些贫下中农山民，拿出老先人留下的铜壶注满自家酿的筋斗酒，埋入火籽中，大家让着你抿一口，我抿一口，他俩也跟着抿几口，过得比当书记、县长时还要滋润。让他们不安的是武斗，占据县城的工农造反总部为揪斗他们而要和捍卫军开火，为避免武斗，他们也曾强烈要求主动回县城去接受造反总部的批斗，都没获准，想溜，又被看管得很严。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