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

彻夜未眠地胡思乱想，让我眼窝深陷，宛若活跳尸一般。

隔壁的杰西跑到我的房间来，大声叫道：“妞子，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自从11月30日一起从槟城旅游回来，她就没有看到我。

我向她解释了我的“梳邦八日游”之后，她也是大为震惊。

中午，杰西跑到我的房间来，把她亲手做的寿司给我吃。我说：“我没有胃口，不想吃。”

她眨巴着双眼看着我，像个小孩子一样，说道：“吃吧。吃吧。妞子。”

受不了她这逼人吃饭的眼神，让人觉得不吃光她送来的食物就如同犯罪了一样，我只好硬着头皮吃掉，但是这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小女生用她简单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关心。

下午，我打算在国际学生办公室出现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路上，我看到了我的尼日利亚朋友尤米，他在马来西亚读博士。

他说：“hi，’t seen you for a long are you？”（嗨，geli。好久不见。你还好么？）”

我沮丧的神情早已暴露了自己的糟糕状态。我跟尤米讲述了我的遭遇。当我说到那位为自己的婴儿忧心忡忡的尼日利亚母亲的时候，我看到了尤米的眼睛噙着眼泪。尤米是个乐天派，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都能看到他的脸上挂着笑容。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尤米难过，也许同胞的遭遇，也触动了他最脆弱的神经。

每次我和尤米的对话都是那么开心，只有这次这个话题略显沉重。

我询问尤米是否知道每天傍晚楼下会停有警车的事情，尤米告诉我，那些警察好像是搞什么训练，暂时住在这里。

这个答案让我既欣慰又难受。欣慰的是，至少知道他们不是来抓人的；难受的是，我会被经常带回恶劣的回忆。

别过尤米之后，我来到国际学生办公室。我看到了那个和副院长一起来梳邦再也警局来看我的会讲中文的马来学生，他在这里做兼职。

我对他说：“我想要一封可以证明我在这里学习的证明信。”

“为什么？”他不解地看着我。

“这很重要。”我很认真地说道。

“没有必要，你有学生证，也有移民局发的国际学生卡，这些都可以证明你是学生。”他对我说道。

“可是没有人相信这些，警察只在乎你们的证明信。所以我以后要随身带着学校的证明信。”我情绪有些激动。

这时他又重新打量了一下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他“噢”了一声，才逐渐忆起我来。原来几天过去了，他早已忘记了我是谁了，看来学校早不记得还有我这样一个人关在梳邦再也的拘留所了。

他用指责的口吻道：“你不该去卡拉ok工作。”

我很意外为什么他居然这样说，原来他的骨子里觉得我就是去那里工作的。

我克制着情绪说道：“我从来就没有去那里工作过，我只是个顾客。”

“顾客也不可以。作为学生，为了避免麻烦，你还是不可以随便去娱乐场所玩的。”他说道。他的回答令我惊讶。

“可是你们没有告诉我，我们来这里一年了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

而且坦白讲，我有点质疑他说的，我去过redbox ktv，我相信大部分顾客都是学生，而且很多是马来的学生，如果有这样的规矩，为什么没人找他们的麻烦？

他不耐烦地道：“ok.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没有尽到早告知你们的义务。”

我生气地问道：“这里对我们中国女生充满了歧视。”

从他不友好的眼神中我读到了些什么。他说：“这不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政府和政府间的对话，你有权提出你的意见。”

我说道：“我要去中国大使馆投诉。”他的态度让我有点失望。

他不客气地说道：“ok，你有去投诉的权利。”

我没有拿到证明信，因为负责开信的人今天休假了。我走出了办公室，也不打算再来要这封信，因为失去了意义。本来是打算去国际学生办公室要一份保障出来，结果要来的却是一通羞辱。歧视是在心里的，一封信又说明得了什么呢？

回宿舍的路上，我收到了madam的短信：“no matter how bitter the experienceis，you must never give up your about your parents and friends who will heal care.”（不管那段经历是多么痛苦，你一定不能放弃生命。想想那些爱你的家人和朋友们。时间将治愈一切。多保重。）我很庆幸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一直鼓励我。我知道一定是保罗把我的“不良举动”告诉了她，加重了她的担心。

我只好撒谎骗她说我会很坚强，不必担心。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刻我并不坚强，我有随时都会崩溃的感觉。我鄙视自己的承受力居然如此不堪一击。我努力告诫自己，不可以现在就垮掉，还有事情要做，就算是自己的清白已经百口莫辩，但是其他坐牢者的人权不可以无人捍卫，对中国女生的印象也需要拨乱反正，是非曲直总该有个公断，所以我要垮也要晚些再垮。

回到了宿舍，我坐在床上，感觉很累，其实不过是走了十几分钟的路。

电话响起，我看到来电显示，居然是那位选择明哲保身的华人大叔。我没有接他的电话。不知道他是想拨打一下我的电话，试探一下我是否被释放以缓解他良心的不安，还是想把上次没来得及还给我的钱还给我以便从此两清呢？总之，我现在还不想和他说话。我需要时间找到适当的理由原谅他。

不知道那些出狱的女孩子们过得如何，于是我拨通了广西女孩小玲的电话，说道：“你好啊，我是你的狱友啊。记得吗？”

她听出了我的声音：“是你啊，大学生。”

“这几天过得如何？”我问。

“虽然每天在家里休息，但是糟透了。”小玲难过地回答道。

“怎么了？”我问。

“我现在看到鱼就觉得很恶心。还每天做噩梦，梦到窗前有很多铁栏杆。”

她诉说着和我雷同的经历。

这痛苦的经历化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道疤。看来脆弱的不止我一个。八天的咸鱼，让我们对这道食物深恶痛绝，而相似的噩梦也困扰着我。

“我也总是做噩梦。”我深有同感地说道。

“我好害怕，真的好怕。”她的声音颤抖。我心里泛起酸楚，因为我百分之百理解她的感受。

“别怕，都过去了。没什么可怕的。”我打肿脸充胖子说道。

人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即使下一秒你就要自杀了，也要鼓励另外一个想自杀的人勇敢地活下去。

“我的同屋不知道去哪里了，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如果警察来抓走我都没有人知道。”小玲越来越胆怯，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不要担心，我可以去陪你一起住，照顾你，直到你的同屋回来，做些好吃的给你，不会再吃咸鱼了。”我提出了我的想法。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莫名地心疼这个瘦弱的女孩。若不是造化弄人，我相信她会是个乖乖女。

“好吧，那我们明天联系。”她总算可以稍稍松口气。

接着我又给那个丢手链的贵州女孩小云打电话。

“喂？是谁啊。”小云问道。

“是你的狱友啊。那个女学生。”我答道。

“是你啊。”她说道。

“你还好么，这几天去工作了吗？”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