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

洗漱时接到《当今大马》网站的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想采访我，由于今天我想独自去梳邦再也警局，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采访请求，希望他们可以推迟采访。但是他们真的是太敬业了，他们说不管我何时办完事回来，都会等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辞，只好说需要下午再商量。

《光明日报》的记者文强发来信息说帮我约了梳邦区的警区主任再纳今天见面，我告诉他我想先去梳邦再也警局，他说他可以给我当司机，因为两个警局距离很近，免得我自己跑来跑去。但我们约定，不可以在喳喳和“牙套小女警”前亮出记者身份，也不可以拍照。我只是以私人身份拜访她们两个，我不想让她们感到不舒服和怀疑我的真诚。

中午，我们来到了梳邦再也警局，故地重游，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询问大厅的警察，喳喳和那个带牙套的女警是否在上班。他们说喳喳明天下午会来上班，帮我叫来了“牙套小女警”。听到我点名要见她，“牙套小女警”一脸吃惊的表情。

她显然已经忘记了我是谁了。眼前这个换下紫­色­的囚服、穿着中国旗袍的女孩，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我告诉她我是三周前和另外27个中国女孩一起被抓到这里来的女学生，她才想起我来。

我对她讲明了来意，并送给了她我的诗集和绿茶香水。她看了我给她的赠言，很开心地同我握手，脸上还是洋溢着她固有的顽皮笑容。

我很遗憾今天没有见到喳喳，警局的局长今天也不在。

文强带我去见梳邦警区的主任再纳。我们抵达那家警局后，一个警员告诉我们再纳在会议室开会，于是我们在外面的房间等候。

再纳结束了他的会议，叫我和文强去会议室见面。本来以为只有再纳一个人，最多还有一位翻译，但是没想到坐了一屋子的警司，大概八九个人，其中还有梳邦再也警局的局长苏莱曼，难怪下午没有见到他，原来他在这里开会。

我有些怯场，本来我就是势单力薄，毫无优势。如今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理论，我岂不是“非死即伤”。但是既然有种来了，心中的想法还是要表达的，“不战而降”实在是懦夫所为。

一位英语较好的华人警司出面与我直接对话。其他人的意见由他用英语转述给我，虽然他是华人，但是很遗憾，他不会讲中文。除了他和印度裔的苏莱曼，其他在场的警司们都是马来人。

双方的对话是用很温和的态度进行的，毕竟我不是来吵架的。

当我问到为什么在洗手间的位置安放摄像头时，他们回答说，监视器主要是为了防止犯人自杀，但是摄像头拍不到厕所。

但实际上厕所与牢房同在一间，只有半堵墙隔开，硬说拍不到厕所，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警司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如果他们给出不准确的答案，也是情有可原的。

然后我举了四年前­祼­蹲案的例子，说明了女囚的隐私权难以得到保障，我说道：“how can you insure our privacy？i think any police can go to the ps someday i would see some video embarrassed myself on the internetlike that chinese girl.”（你们如何保障我们的隐私？我认为任何一个警察都可以去监控室。也许某一天我会在网上看到令自己尴尬的视频就像那个中国女孩一样。）那个华人警司怔了一下，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他深感意外，为何我会知道这个案例。其他警司看他这副神情，问他我在说什么。他跟他们翻译了我提起­祼­蹲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