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他的良好家风和农家子弟特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此消彼长的道理。

所谓的富贵繁华，最终不过是过眼烟云，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一个平淡的结局--一抔黄土足矣。

曾国藩能有这样的心态和作为，真是了不起。可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握有炙手可热的权力后，很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为官者大多对名和利患得患失，弄不明白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慢慢培养的。

曾国藩起初也有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人生追求，要不然也不会热衷于科举。但博览群书的慢慢参悟以及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儒者。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六月，曾国藩被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是从二品，但如果兼署了礼部侍郎，便是正二品，待遇比太常寺卿高多了。

按清朝当时的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子，俗称四人抬大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不是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便可量力而行的；如果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曾国藩以前一直乘四人抬的蓝呢轿子，当了三品官以后，按说可以换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了，但他却仍然坐着四人抬的蓝呢轿子。而今升了二品官，许多人都以为他会换乘八抬大轿，没料到他还是坐着他的“四人抬”。从表面看，因为曾国藩收入有限，实在养不得太多的闲人，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不想太招摇。因为如果换乘八抬大轿，不仅仅是要增加几名轿夫那么简单，还要有引轿官、扶轿官等等，多花不少银子不说，弄这么大的排场，太引人瞩目。所以，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曾国藩一律是不摆不坐。

官大不招摇，功高不自傲。为人低调一些，有百利而无一害。37岁的曾国藩时刻牢记古人的金玉良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忌，时时处处慎独而思，慎独而行。

古人还云：“欲成事先成|人。”一句话，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曾国藩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真正的智者总是在声名显赫时藏锋敛迹，从而成就一番大事业，曾国藩无疑深谙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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