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因为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差点丢了脑袋，但事情传出后，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都说他是魏征再世，是大清的福星。

一道犯颜直谏的上疏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这要从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大清的统治，除了不断加强皇权和笼络汉族士大夫外，朝廷也对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即文字狱。结果，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文化学术也没有了生机，还催生了政治的*。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但却听不到真话，这就是政治*的重要特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

中枢如此，地方官场的风气不用脑袋想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只能随波逐流，很难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大都是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的公事，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这种庸庸碌碌的无为生活和他心中的大志相差甚远，再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使他灰心丧气，好几次都想辞官而去。

曾国藩的所为博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咸丰帝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就没有因为曾国藩的直谏而处罚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但是丝毫不能捂热曾国藩已经冰冷的心。

经过这次直谏风波后，曾国藩学乖了，他虽然还曾就国事上疏，但都是就事论事，再也没有犯颜直谏了。毕竟，曾国藩也只有一颗脑袋，他再也不愿意拿自己的脑袋来开这种玩笑了，所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曾国藩犯颜直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不久，曾国藩因为母亲病逝回乡，不久就奉旨帮办团练，直到咸丰病逝，君臣之间再没有见过一面，这当然是后话了。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一是银价太高，赋税难纳； 二是盗贼太多，民众生活没有安全感；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否则民心涣散，国家就危险了。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第二天，他又续陈《平银价疏》，提出平银价的六条具体措施。

在这里，曾国藩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号。这个“民”他主要是指中小地主阶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疾苦实情。他还很重视“民心”向背的思想，比那些浑浑噩噩的满清贵族显宦们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两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他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尽快解决这些事情。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还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从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因此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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